一、施赈者只及贫户
“讳灾者，国家之大患也”③，或若奏报迁延，便会影响灾民生灵，亏损社会元气，甚至酿成事端。故按定例，“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4。有关清代的报灾、勘灾制度，类似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著述有详细探讨，在此只与赈济有密切关系的“审户”作为叙述的开头。为什么官府在施赈以前需得审户?这与受赈者必须是贫户有关。要确定谁是贫户，必须经过身份核定，这是施赈起点，同时也是难点。有人就说：“盖审户不清，各弊端从兹而起，故为荒政中最难事。”5审户制度是从乾隆初年开始实施，但在此之前，已有成例可循，如凡有地可种者不在赈济之列，后补充若有地之家，现在无收，实与无地者同受饥馁，应查验酌赈；逃荒出外，闻本地受赈，举家归里，亦可一体补入加赈6。乾隆时，又把贫户细分成极贫和次贫，做法是根据田亩被灾程度，由查赈官逐户考察居处器用、牛具之有无存弃，定出极贫户和次贫户。“其因灾者则非农也，佣工之农，耰锄耕辍而饥饿随之，极贫者为多，此与佣与主家者有别也”7。乾隆三年1738直隶天津等地遭遇水灾，因为官员徇私袒护，“所查者多系有地之家，而无业穷民转致嗷嗷待哺”，结果受到朝廷的申饬。经总督李卫查察，对极贫和次贫户作出重新认定：凡止靠数亩洼地，并未收过好麦，及无业穷民，猝遇水淹，朝不谋夕，嗷嗷待哺者，归于极贫；若尚有高粮数亩薄收，或别有经营活变，不专借土地，或现在稍存粮食牲畜，暂可支持者，为次贫8。在此看来，同为极贫、次贫，也得根据各地情况有所区别。
再就是贫户分等，省与省间也有差别，像山西、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只称贫户，而无极贫、次贫之说；山东、陕西依照极贫、次贫，实施按月给赈；而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于极贫、次贫外再分出又次贫，共三等。乾隆四年1739江苏、安徽赈灾，五年安徽赈灾，均照极贫、次贫、又次贫施赈9。当被灾查赈时，经审贫户往往多至数千家，仅凭几个查赈官在短时间里分出等次，本来就是难事，何况有的省还要在极贫、次贫之外再分又次贫，而次贫和又次贫相差无几，更得细加斟酌。若逐一查验，未免耽误赈期，徒滋胥役烦扰。乾隆七年，经户部请旨确定，嗣后审户，“应止分为极贫、次贫，其又次贫列于次贫之内，一例办理”10。极贫和次贫的分等，到道光以后又转趋简，常常只称贫户，或说给灾民施赈，如给某省某县被水灾民口粮并籽种等，不过也有少数分贫户和极贫户的。道光元年1821十月，诏给山东郯城、兰山二县灾民十月口粮并房屋修费，加赈极贫户1月口粮，免额赋十分之一，便是例子11。分户的再简化，最大的可能与国家府库转向紧张有关，多分一等，开支就会增加。统用贫户，而用较低标准施赈，相对就节约了开销。
按照规定，审户结束后，当局就得招来贫户逐一点验，然后入册发给赈票。赈票的内容有：灾分、即受灾分数，极次、系极贫抑或次贫，户名，大小口数，应领粮数等。赈票共2联，一给受赈户，以便向官府领取赈物；另一留底以备查核。道光初，江苏巡抚陶澍提出，当查赈官每查竣一庄，便得将一庄内所有极、次贫花名户口及应领银数，开写榜示，粘贴庄前，如有诡户及舛错之处，许于数日内首告更正“则共见共闻，自无所施其捏冒之技”12。因赈灾是救命，从报灾、勘灾至审户、发赈，容不得半点耽误，乾隆二十六年1761，因河南祥符今属开封市等 54州县黄河及各支河漫溢，特派钦差大臣刘统勋会同该省巡抚常钧等相应办理，随后朝廷下谕以被水情形与被旱不同，盖旱形可以预知，地方官先事详查户口造册汇报，上司核定，委员监放，尚可需时，至于水灾猝至，室庐一空，灾民嗷嗷，岂能迟待。故敕令“地方各官，遇应行加赈之地，随查随赈，无俟汇齐册报，辗转稽延”13，如此急事快办，虽有效率，但期限过紧，难免会有差错，还易于吏胥作弊。故有官员提出“查赈之限宜宽，宽则挨查之力舒，而不致草率”14。这也是通过实践悟出的道理。

三、赈济粮银的来源
一常平丵和社义仓谷
赈济粮米，主要来自各省府州县的仓储，其中以常平仓为最重要。康熙五十九年1720赈陕西西安、延安2府和甘肃兰州府灾，曾动拨陕、甘两省各州县卫所厅储备常平仓谷136 000余石，就近散放。有时也有因常平仓谷不敷应用，而动用其他仓储米谷的。雍正元年1723，直隶、河南灾，经户部议准，若常平仓谷不足分配，可将捐监仓米进行补充；三年，户部又奏准：“两淮、浙江盐义仓米谷，遇歉岁应需赈济者，一面题请，一面即于仓储内照数拨运”25；又譬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河南开封等5府春雨愆期，麦苗被旱，极贫下户口食拮据，难以为继，诏谕开社仓粮储进行接济。这些均说明，作为民间抚恤的社仓、义仓等，也被纳入到官方的救济系统之内。

二截留漕粮
截留漕米，多集中于运道所经区域，如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康熙四十九年1710福建省泉州、漳州地方遭旱，经议准，将原应抵江苏镇江漕粮截留10万石，转运至通州今南通市狼山镇；截松江、湖州漕粮各10万石运至乍浦镇，然后命福建总督调派兵船由海路分头运抵漳泉等处散放，这是一次离开漕路，河海相接的长途运输。乾隆十二年1747山东东平等30余州县卫所遭遇水灾，诏令截留本省并河南漕粮外，又加拨奉天及天津北仓米散赈。天津仓米可通过运道回运或海运，奉天粮谷则由渤海海运到抵。在直隶的灾赈中还常常动用通州仓库的米谷，通州仓库储存的也是漕粮，称改兑米。乾隆三十五年，赈直隶被灾各州县饥民，除截留漕粮外，又拨通州仓库米共60万石；五十七年直隶顺德保定等府因旱麦收歉薄，也是一面截漕备赈，再于通仓内拨米20万石补足缺口；五十九年又以通仓米20万石赈恤直隶被水贫民。

四官员捐输
这里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上而下，具有指令性的捐输。康熙四年1665山东济南、兖州二府被灾，朝廷发常平仓施赈，同时命该省总督祖泽溥劝谕地方官员捐输助赈31；嘉庆十一年1806江苏淮安、海州所属县份被水，灾民移居高地，时届三冬，诏借各属常平仓谷10万助赈，其碾米费用归由全省“官员养廉内摊扣”32。养廉银起于雍正时实行耗羡归公，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按官职不同，发给官员以补贴俸银不足。由于所定养廉银高于俸银数，所以此后官员捐俸，常称捐廉。另外一种是官员自愿捐助。嘉庆六年1801六月，广东南海等县突遇飓风，吹损船只，倒塌房舍铺屋，淹死人口，在先期抚恤中，由总督吉庆首倡，然后下属各官响应的捐廉助赈。还有北方的京畿地区，也因入夏以来，雨水连绵，造成永定河水漫溢，大批难民进京城求赈。于是有官员连同殷实商户，捐资救助，分发州同何际会一次捐银800两，事闻朝廷，皇帝颙琰认为何系捐纳微员，在等待分发期间能出银助赈，称得上是“乐善好施，殊可嘉尚”的大好事33。后来像道光元年1821湖北保康县被水，湖广总督陈若霖首倡捐资抚恤灾民；三年安徽庐江等16州县急报水灾，无为州众多房舍遭冲毁，大量人口被淹毙；全椒、庐江两县城城墙溃决，连同衙署、监狱、商铺、民屋均被水淹，其他如和州、含山、巢县等亦相类同，面对此情此景，巡抚陶澍一面拨帑抚恤，同时依照嘉庆十九年1814成案，出示劝谕地方绅士捐输，并同藩、臬、道、府各官捐廉以为倡率；就在同年，与皖省比邻的江苏仪征、丹阳等县也遭遇水患，大量贫民涌向镇江避灾。于是有“官绅捐济口食”先渡难关的应急举措34。官员参与捐俸或捐廉，除少数单独行动，一般先由上司倡导，然后下属回应的方法进行，但毕竟属于个人行为，且数额有限，充其量只能起补充或应急作用。当然对于参与助赈的官员也有好处，像何际会不但得到皇帝的表扬，而且特别关照吏部，“俟赈务完竣，量给加级记录示奖”，至于其他捐资人员亦表示，凡“有稗灾民，断不虑壅于上闻也”35。嘉庆十九年，候补同知谢樟和候选教谕杨圣修因实心办赈，也奉旨得到“议叙顶带”的赏赐36。

五开设事例，动员商绅捐助
在清代，自康熙年间起，每遇用兵、河工等需要大量费用时，便实施捐纳以敛聚财货，其中为赈灾而开设事例者也不在少数。据许大龄先生《清代捐纳制度》文中所列为赈灾所开捐例就有：康熙二十八年1689由直隶巡抚于成龙题请的“救荒捐纳事例”；同年晋抚叶穆济请开“山西歉收赈济例”；二十九年叶穆济因大同府三春少雨，二麦被灾兼大兵驻扎需用米豆请开“大同捐纳事例”；四十三年鲁抚赵世显因省内饥民遍野请开捐纳事例；五十三年川陕总督鄂海请开甘肃赈荒捐例；乾隆七年1742江苏巡抚陈大受因两淮水患请开“乐善好施例”；九年，副都御史励宗万鉴于河间、天津两府大旱，一切赈济诸事需费殷繁，又欲兴修水利工程，请开“直赈事例”；十一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因江南黄、运湖河并涨，请开“新江赈例”；又有因年遇荒歉开“东赈事例”；嘉庆六年1801永定河水漫溢，工赈需费，由兵部侍郎那彦宝请旨开“工赈事例”；十九年河南等省被灾并睢工漫溢，抚恤堵筑费用浩繁，吏部侍郎吴璥请开“豫东事例”；道光十三年1833因河工、军费、赈灾额外支款太多，乃开“筹备经费事例”；三十年直隶赈灾需款，由顺天府办开“筹赈事例”；光绪二十六年1900，秦晋麦禾无收哀鸿遍野，山西巡抚岑春煊请开“秦晋实官捐”37。以上捐例每次收银早期有捐粮食的估计多则几百万两，少者亦有几十万两。嘉道以后，凡有数可查者，最大宗的当数嘉庆六年1801所开工赈事例，先后收银759万余两，次如“豫东事例”，收银717万余两，都相当巨大。在国家赈灾中，捐纳事例也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资金来源。
由于捐纳事例需经开例者申请呈报朝廷批准，要有一定手续和时间，有时因救灾紧急，地方督抚直接向所在绅商示意，劝谕捐助的。雍正十年1732五月，朝廷在议定赈恤事例10款中，其中有：“耆老义民量其捐谷多寡，或给匾额，或给顶带荣身；生监人等或准作贡生；缙绅人等或刻石书名以为众劝；候补候选有力之家，捐资多者加级，更多者照本职加衔；其地方官有能捐俸籴谷，广行赈济者，量其所捐分别议叙，有因公罚俸降级停升者，准予开复。”38这个奖励制度，便成为后来捐助受赏的依据。嘉庆六年1801，京畿灾民因缺棉衣御寒，曾由典当商人发起捐助压典旧棉衣62 000件，另有宛平县民人蔡永清，凑办20 000件。当商的捐助朝廷曾赏银12 400两作为补偿，蔡则经传旨由顺天府备匾给予表彰39，不过这样的捐助却为官府救了急。还有像稍前所述道光三年，安徽巡抚陶澍为了抚恤庐江等16州县灾民，在委员赴四川、湖广、江西采购米粮的同时，还告示当地绅商捐资进行救济，亦具有临时救急的性质。然而此类捐资有时也会遭到朝廷的批驳，道光三年1823浙江杭州府的一些地方被水歉收，省城商人表示愿捐银30万两以备灾民口食。皇帝旻宁却以“朕不惜数百万帑金，量筹民食，又何容借贷商捐名目以供调剂”，不予批准40。可在后不久，当两淮盐政曾燠具折称“淮商续请捐谷查赈”时，朝廷不但没有阻拦，还表扬他们：“此系该商等向义之举，必须妥为办理，俾贫民均沾实惠。”只是最后加了句“然不可日后复以此藉口也”41。另如四年六月，福建巡抚孙尔淮遵旨招募商人贩米海运到天津接济直隶民食，得到表扬42。此都说明在财政日趋匮乏的情况下，朝廷既愿借助商绅之力为其在灾赈中分担责任，同时又碍于面子，怕被认为是在向绅商伸手要钱，当然也是对可能出现的官丵商勾结、相互取利的局面有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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