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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最热门的科技话题当属中国科学家于2015年4月18日在生物学杂志《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 & Cell）在线发表了人类生殖细胞基因修复技术的文章，据介绍，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表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的研究。随后，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对该项研究的广泛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声音：其一，支持该项研究，以国内声音为主；其二，反对声音，以西方学者为主；其三，提倡中立性的谨慎研究，持此观点的人国内外都有。到底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恰恰是科技伦理在高科技时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借着这个契机恰好可以做一点哲学普及工作，基于此，本文主要关注如下两个问题：首先，文化与责任；其次，学术荣誉最大化与伦理危机。

其二，如此热门的话题相信在全世界感兴趣者甚多，但西方具有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以及严格的执行机制，因而一旦立法，即便有热衷于此者，也不敢冒然以身试法，否则代价太大（克隆人计划的夭折与此有关）；反之，中国则由于法制不健全，尤其是有关科技伦理的立法严重滞后，再加上执行监管的部门的普遍缺席与走过场，以及公众对于科技进步的片面热情，导致公众对科技后果危害性的认知相当陌生，甚至完全不了解（传统科普的片面性的正向传播就是典型案例，中国人对于科技负效应的认识大多来自于美国科幻大片），加上有些研究成果之后果的完全展现需要漫长时间，这些隐而不显的危机在短期利益面前会被短视的公众迅速忽略掉，导致这类越界研究成为科学共同体内很划算的一种行为选择模式。当权利与责任不对等时，超越规范寻求利益最大化就是个体的理性表现。

第三，基因修复技术原本起于西方，为何人家不允许进行此类研究，眼睁睁地放弃即将到手的学术第一的荣誉，难道他们是傻子？显然不是，毕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源于西方的产品，他们在近代科学兴起的几百年间对于科技的后果与群体行为选择具有更清醒与深刻的体认，毕竟那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会让他们在遭遇到如此重大问题上审慎前行，而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的观念里只有效率与利益，而无法真切意识到这些选择的后果，即便意识到了也可以视而不见，而且无需对后果承担责任。在这种思维惰性背后，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进步带来的尴尬局面：解决的问题远远没有制造出来的问题多。当困难问题出现了，我们再用新的风险来处理旧的风险，至于能否解决无人真正知道，这样就会出现风险的累积效应，到最后积重难返。笔者多个场合讲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相同的规律，没有任何个人或者国家可以自负地越过那些客观存在的发展障碍。在发展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更没有任何特色可言，规律是不可逾越的。以前我们曾嘲笑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相信今天我们遭遇到的环境问题已然能够证明这个规律，科技的发展同样如此。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一直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基因修复中出现了“废品”该如何处理呢？据报道这项研究中科研人员所利用的CRISPR/Cas9技术本身就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由此，可以肯定地说基因修复中出现废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旦这些基因修复失败而制造出的生命该怎样对待呢？谁来为他们的遭遇负责？这还仅仅是表层问题，由此引发的深层问题更难以处理，这些经过修复（编辑）的基因是可以遗传的，由此，一些新的种类开始出现，我们和那些制造出来“超人”或意外“废品”如何相处？不难想象，科技界中总会出现一些狂人利用这些技术进行拓展研究，而社会中则存在另一些人拥有某些特殊的心理偏好需要（如美貌、智慧、健壮、返老还童等），由此，可以做一个设想：那些被证明是人类的卓越品质甚至邪恶品质都会有潜在的需求者，潜在的供需关系得以确立，那么，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人造超人”泛滥的时代，那么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终将被这些超人完全摧毁，这不是科幻而是潜在的技术未来。笔者无意去批评那位年轻的科学家，因为这项工作，即便不是他，也会有别人去做出来，毕竟这里的诱惑太多。哲学家莱布尼茨早就说过：每种可能性都要求存在，以便成为现实。只要可能性一旦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再也无人能真正阻止它的到来。我们今天强调科技伦理的规训作用，无非是是想通过一种规范伦理的约束延缓这种危险的推进速度，为人类的安全与秩序留出足够多的准备与调试时间而已。

二 学术荣誉最大化与伦理危机


笔者一直固执地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深层风险来自于精英的选择与行为。换言之，知识的门槛决定了个体参与社会变迁的能力。科技共同体历来是人群中最具抱负与野心的群体，他们的行为与选择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巨大。要想理解科学共同体的行为选择模式，首先要搞清楚科技共同体的行为驱动机制，毋庸讳言，科技共同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有着属于自己领域的特有偏好，如经济领域商人偏好追求利润最大化；政治领域政治家偏好追求权力最大化，同理，科技领域科研人员偏好追求荣誉的最大化。这些偏好都是基于理性的选择，通过名、权、利在最后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即个人通过追求自己领域的主导偏好，实现自我满足与超越，这些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伦理规范约束，那么在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违规现象。抛开前两者不谈，仅就科技共同体而言，科技人员之所以追求荣誉最大化，是因为它标志着在科学界获得承认与赢得收益，而承认是科学界的硬通货，只有获得同行承认，才能体验到源于智慧的优越感，以及那些前期投入才不会变成沉没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界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要想胜出其实是很难的，在这种氛围下，越界不失为一条捷径，尤其是在没有明确的惩罚机制下，这种选择是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尽情猜测与预见到它的潜在结果：该研究让研究者迅速成为本领域的学界翘楚，然后，各种荣誉称号与稀缺资助会纷至沓来，从而有助于个人的自我实现与收益最大化，否则，按照常规套路，为了获得如此声誉还不知道要艰苦拼搏多少年？

突然想到哲学家阿多诺的一句话：哲学继续存在是因为实现它的那一刻已经错过了。在我看来，当下拯救意义与尊严的使命对于科技伦理来说正是恰逢其时。
【博主跋】这篇文章是5月初应《科学家》杂志王老师之邀而写，刚刚得知已经刊出，发表于《科学家》2015（6），合作愉快，是为记！
2015-6-4于南方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这篇才是理性而有益的思考

这种话题刷不到分的

生物狗完全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看完了，写的不错。其实伦理出现是人的自我保护。

大部分基因其实都是废品

又臭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