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传》至《襄公二十三年》，其中有这么一段，“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孟孙卒，……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我注意的是臧孙那位御者的话。那位御者觉着，臧孙对不喜欢自己的孟孙的死已经万分悲恸，那以后对于爱护自己的季孙的死，又将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御者这番话，透露出春秋时期人们对待人事的一种观念，那就是，别人以何种态度对我，我就将以何种态度来回报，决不能有越级。而且春秋时期的这种观念，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有着严格规矩或者直接说是等级的回报。一就只能对应一，二就只能对应二，决不含糊。大概就是那种“丁是丁，卯是卯”的味道，虽然丁和卯都处于第四的位置，但是也丝毫不能错位。《左传》中我记得貌似还有类似的史例，但是一时找不到了，不过也还可以举几个其他的例子。

比较著名的是《论语》中的一段话。孔子在回答别人“以德报怨”这个处世态度怎么样时，说“以直报怨，何以报德？”孔子的回答，正说明孔子也有那位御者的观念。我们后人可能会想，我用德报怨，再用德报德难道就不行了么？是的，当然不行。如果用德来回报怨了，那么此时的德已经降了一个层次。降了层次的德，就不是先前的德了，还怎么再能拿来回报德呢？

还是孔子。《吕氏春秋》记载，鲁国有规定，如果有人在其他诸侯国赎回已沦为奴隶的鲁国人，那么回国后就可以把赎人的钱领回去。但是子贡赎人后，却不去领钱。孔子批评子贡，认为子贡破坏了规矩。干一件事，就应该得到一份回报，你子贡不领钱了，那以后赎人的人要是再领钱，不就显的不如你子贡了么？这样将会导致以后赎人的人越来越少。我觉着孔子在这里对子贡的批评，也有那种“丁丁卯卯”的观念。

《史记》记载，豫让在第二次刺杀赵襄子的时候被赵襄子抓住，襄子诘问豫让，说豫让之前的主人对他也不错，为什么就没有换来他如此之忠心。豫让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豫让的话让襄子一阵感慨，连呼其为忠义之士。

豫让已是介乎春秋与战国分界时人，或者说是战国初期的人，还保留着这一种观念。战国往后，这种观念就逐渐变得淡薄了。最著名的田忌赛马的例子，完全可见这点。甚至我现在觉着，孙膑对田忌的建议，并不是别人就真的没有想到，而是有的人就算想到了，也不会去做。上等就该对应上等，下等就该对应下等，怎么可以为了赢钱就随便改变呢？孔子如果是田忌，想必听了孙膑的建议后是会批评他一顿的。不过战国时候，真得几乎已经是弱肉强食，“何以利吾国”才是那时的主旋律，权谋诡诈已是大行其道，讲究所谓“礼节”的人，已经不怎么吃香了。苏秦穷困之时，被家里父老乡亲看不起，等他一朝挂上六国相印再回到家时，连周王都不得不礼让三分。他的嫂子更是直言，由于“季子位高金多”，所以才会态度大变。

再往后的范雎，更是“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仇必报”。造反的陈胜就因为和别人一起干过农活，就希望工友们要“苟富贵，勿相忘”。至于秦汉时期后来位至楚王的韩信，更是对曾救济过自己的洗衣婆子赏以千金。这些例子，已完全看不出春秋时期的那种观念。这时期的人们已经有那种“只要我想，就可以做”的观念了。

当然，时至今日，世间更已是“已之所欲，无论他人”了，什么规矩，什么制度，大多是早已抛到脑后。虽然我们不需要先秦时期的那种现在看起来较为极端的观念，但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观念，也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