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复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周延儒再次

出任首辅。阮大铖为了东山再起，一面参与拼凑贿金，一面向“东林诸君子”苦苦哀求：

“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兹水。”一些东林人士表示谅解，又遭到周镳等人的坚决反对

。周延儒既然得到阮大铖的资助。又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接受阮大铖的

推荐，起用其同年好友、革职遣戍的原宣府巡抚马士英为凤阳总督。马士英自然对阮大铖

有怀恩必报之念。他出任弘光朝廷首席大学士以后，就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

，上疏说：“臣至浦口，与诸臣面商定策。大铖从山中致书于臣及操臣刘孔昭，戒以力扫

邪谋，坚持伦序。臣甚韪之。但本官天启年间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争缺，本官虽近让

，与当时诸臣嫌隙遂开，因牵入魏忠贤逆案。其实本官既未建祠，未称功诵德，径坐以阴

行赞导。夫谓之赞导，已无实迹，且曰阴行，宁有确据？故臣谓其才可用，罪可宥也。”

马士英的上疏立即遭到东林—复社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不顾其他阁臣异议，亲自票拟，六

月间取得弘光帝同意：“召逆案为民阮大铖冠带来京陛见。”①阮大铖出仕已成定局；八

月，弘光帝又依从安远侯柳祚昌的提议，不经朝臣会议，直接任命他为兵部添设右侍郎。

②

李清等人记载：“马辅士英初亦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当其出刘入阮时，赋诗曰 

：‘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妬，也应快杀窦连波。’盖以若兰 

喻刘、阳台喻阮也。”②可见，马士英并没有排挤东林—复社人士的意思。直到弘光元年 

二月，诚意伯刘孔昭上言：“珰案昭雪，专为阴行赞导原无实迹者言之耳，若献媚有据， 

岂应翻案？”弘光朝廷接受了这一意见，下令“逆案无得滥雪”③。这又说明，整个弘光 

在位时期，并没有“掀翻逆案”。东林—复社人士的记载中常见一种说法：马士英、阮大 

铖针锋相对地提出：“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实际上大量材料证明，朝野人士中 

对在北京投降大顺政权的官员大加挞伐和主持分等定案的主要是以气节自命的东林—复社 

人士。马士英曾经上疏要求惩办从“贼”诸臣，其中一段云：“更有大逆之尤如庶吉士周 

钟劝进未已，上书于贼，劝其早定江南。昨日病中，东镇刘泽清来见，诵其劝进表一联云 

：‘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臣闻之不胜发指。其伯父周应秋、周维持皆为 

魏忠贤走狗，本犯复为闯贼之臣，枭狡萃于一门，宜加赤族。而其胞兄周铨，尚厕衣冠之 

列；其亲堂弟周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当从坐，以清逆党。”①这份奏疏斥责周应秋等“ 

为魏忠贤走狗”，显然没有掀翻逆案的意思。弘光一朝诛杀“从贼伪官”仅光时亨、周钟 

、武愫三人，周镳的被牵连勒令自杀，另有原因，这里不能细说。 

总之，把弘光一朝的党争说成是马、阮阉党同东林—复社“正人君子”的较量并不正确。 

核心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定策”而展开的。李清记载了八月间在弘光帝面前的一场争论： 

“时阁臣士英与曰广同诋上前，曰广曰：皇上以亲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厉声曰：臣无功 

，以尔辈欲立疏藩，绝意奉迎，故成臣功耳。”②阮大铖的起用虽出于马士英的推荐，但 

他的受到重用，由削职为民被任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巡视江防，原因是他力主拥立福王 

，从而得到朱由崧的信任。弘光即位之后，原先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或持保留态度的大臣内 

心明白自己已经失势，朝廷大权实际上落入了“定策”武臣和迎合四镇的马士英等人手中 

，而这种局面又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像哑子吃黄连一样有苦难言，一部分人借攻阮大 

铖、攻四镇，想稳定自己的地位，结果败下阵来，自行引退，如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 

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另一部分则委曲求全，如史可法被迫交出首席大学士 

的职务，“自请督师”。弘光元年（1645）三月史可法在一篇奏疏中痛切陈词：“臣草疏 

甫毕，哀痛不胜，溯流穷源，因致追恨诸臣误国之事非一，而门户二字实为祸首。从门户 

生畛域，从畛域生恩怨，从恩怨生攻击。所以《春秋》之始，首严朋党之诛。而门户之名 

，竟结燕都之局！”①可见，他也意识到自己深受“门户”牵制之害。另一位东林钜子钱 

谦益的表现更具特色。他在南京立国前竭力鼓吹立潞；马士英、阮大铖得势后，又摇身一 

变，为马、阮唱赞歌。在奏疏中说：“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克奏肤功者，孙承宗后 

马士英一人耳。”又说：“先帝钦定逆案，一时握笔之臣，未免轻重有心，故出故入。… 

…逆案之故入者，阮大铖当周宗建攻逆阉时实赞其议，安有引人攻阉而身反赞导者？”② 

由于他转变得快，由礼部侍郎升任尚书。

弘光立国仅仅一年时间，大臣联袂而去，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是马、阮奸臣当道，驱逐群 

贤。实际上是因为参预定策者多为大臣，在定策中持异议者自必不安其位。另一个原因是 

那些致仕回家的大臣并没有料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权迅速瓦解，他们原以为可以雍容有度 

地在家乡或借寓之地（如张慎言）过乡绅日子，等待朝廷局面改观时东山再起。自然，他 

们又一次失算了。事实证明，弘光一朝的大臣当中没有一个安邦定国之材。 

朝廷大臣矛盾激化，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置国事于不顾。一些有识之士也感到国难当头 

，应当捐弃门户之见。七月，户科给事中熊汝霖上言：“臣观目前大势，无论恢复未能， 

即偏安尚未稳。孜孜讨究，止应有兵饷战守四字，今改为异同恩怨四字。”①“徐谕德■ 

里居，感愤时事，贻同事书曰：今日贤邪之辨，不可不明，而异同之见，不可不化。以君 

民为心，则和一之至，不必合党同群，而自无不同。以职掌为务，则猷念各分，不必破党 

涣群，而自无不异。用人者执此为衡，其忠君爱民，精白乃心者为君子，否则小人；修职 

就业，竭节在公者为君子，否则小人。”②可是，弘光政权一直是在大臣和军阀的钩心斗 

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