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跑跑是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他的出现，让不少人很怀疑他如何能“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所有着优良传统的全国知名大学”，也有不少人质疑北大的办学水平，认为名不符实，当然也有些人张口谩骂。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北大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北大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所谓北大精神，北大传统，到底是指什么？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北大的领导，只是作为一个校友，做一些零碎的思考。然而，这次范跑跑让我再次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但对于他的个性，我却有着惺惺相惜的感觉。在我看来，以前媒体上也经常有对这个那个北大人的批判，其实都不能代表北大，然而范跑跑身上却折射出一种典型的北大特质，即使据说他当年在北大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一二。
如果问，什么是北大特质？有人一定会说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或者有人说是北大的校训，过去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现在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然而，我认为这些都不准确。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实是从学校管理角度来谈的，可以说是作为学校的一种管理理念；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其实是一种社会期待，是一种外部施加的要求和责任，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反映。它虽然也能够体现到学生个体身上，但这种过于宏观的标签其实很难与某个个体完整的联系起来，换过来说，这样的特点又怎能不是全国所有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呢？难道仅仅北大学生才爱国？才进步？而至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个适用于所有大学，乃至中学的标语，不提也罢。但往往这些口号都被诠释为一种北大精神。我不敢冒犯“精神”的威严，所以找来“特质”一词。
北大学生的特质其实就是两个字：怀疑。（所谓特质，暂且定义为特殊的“癖好”。）
怀疑，是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说得理论一点，怀疑是在确定性中寻找不确定性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蕴含着某种寻求真理的方法。我们每天看到的，听到的往往都是约定俗成的表面现象，至于其是否合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去考虑，或者说，大多数人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于是，我们只是在闲暇时，或是在涉及自己利益时，才会想到去发掘这种合理性的来源。而当这种发掘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就具备了怀疑的精神。我并不是说，只有北大的人才会去怀疑，也不是说北大的人都会怀疑，但相比而言，北大学生的这种怀疑能力更为集中罢了。
怀疑，本身不带任何褒贬。我们有错误的怀疑，也有正确的怀疑，但正如我前文所言，这所谓正确和错误，也是在不断的怀疑中变化的。但无论怀疑对错，怀疑一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而且往往带来的是重大的进步，因为进步本身就包含了改变与超越过去的含义。当然，并不是说怀疑本身造就了进步，怀疑还需要建构来落实。怀疑可以大胆的怀疑，但是建构需要谨慎的建构，这也正是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怀疑是一个基本要素。没有怀疑就谈不上任何科学的创新，而每一次重大的科学成果（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一定来源于重大的怀疑。因而，对于大学，怀疑本来就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精神。但是在中国高校，怀疑还是一件奢侈品，或者是充斥着大量的赝品。
北大学生的怀疑并不是总围绕着社会与国家，他们的怀疑对象包括周围的一切（但往往不包括自己），包括学术，包括老师，包括生活，包括爱情。他们很难达成一致，对每一个看上去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都会冒出来独特的乃至反面的观点。这种能力既来源于他们本来的能力，也来源于北大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教师的倡导。换句话说，这才是一种传统。但至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就无从考究了。也正是因为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特质，北大一定会出现范跑跑这样的人物，他或者他们的“问题”在于，不仅怀疑学术问题，更怀疑并试图挑战起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基础。所以说怀疑，而不说别的，因为我们在范跑跑身上看到的最与众不同的便是这一点。如果说他不够勇敢，甚至有人骂他无耻，那太正常不过，北大从来没有把学生固化成某种统一的模式，比如勇敢，比如大度，比如谦虚，比如好客。对于一个大学来说，传给学生的最重要的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
而正因为这种怀疑，北大一定会出现所谓的“败类”，但也一定会出现改变世界的大师，当然，后者的产生更难。北大的学科体系中，最强的是基础学科，包括人文和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研究过程中要求的就是彻底的怀疑精神。如果不怀疑上帝，如何会探求人的起源？如果不怀疑地心说，如何会发现宇宙的奥妙？如果不怀疑封建礼教，如何会构建新的文化？如果不怀疑计划对社会主义的垄断，如何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起来，工程学科对怀疑的要求要少许多，这不仅因为工程往往遵循标准，而且工程往往来自于人类的定义和规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不过，由于这种本来在学术上的怀疑，往往会外溢到其他的方面，因此，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说，这种怀疑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从微观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应用层面，社会往往不需要怀疑，而需要做事；不需要理想者，而需要工程师。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东西再不合理，它也是大多数人所遵循的，怀疑他，其实就是在怀疑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因此，北大的学生经常会给社会单位贴上这样的标签：积弊太多，死气沉沉；而这个社会也往往给北大学生贴上这样的标签：目空一切，好高骛远。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碰到一起没有冲突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也是北大最尴尬之处。传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但现在面临的却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后者还缺乏容忍怀疑的肚量。我们可以说范跑跑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很难来说明社会的偏狭，但诸如对李白的重新解释等等也招来大规模的批判，便可见一斑。
传统要保留，但又要面对现实，无论对于北大来说还是对于她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痛苦。而在我看来，如果说北大确实退步了，至少在精神特质方面，那正是因为越来越少了一种怀疑的精神。反过来，对于那些仍然保有怀疑精神的人们，无论是否来自于北大，或者把这种精神让位给现实，或者就请痛并快乐着吧。
补充：为了不混淆视听，必须说明，所谓特质不是说北大人除了怀疑就没有别的东西，就不爱国，不进步，就没有道德了。正因为爱国、进步和有道德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因此并不是属于北大的特有的癖好。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北大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北大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所谓北大精神，北大传统，到底是指什么？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北大的领导，只是作为一个校友，做一些零碎的思考。然而，这次范跑跑让我再次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但对于他的个性，我却有着惺惺相惜的感觉。在我看来，以前媒体上也经常有对这个那个北大人的批判，其实都不能代表北大，然而范跑跑身上却折射出一种典型的北大特质，即使据说他当年在北大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一二。
如果问，什么是北大特质？有人一定会说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或者有人说是北大的校训，过去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现在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然而，我认为这些都不准确。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实是从学校管理角度来谈的，可以说是作为学校的一种管理理念；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其实是一种社会期待，是一种外部施加的要求和责任，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反映。它虽然也能够体现到学生个体身上，但这种过于宏观的标签其实很难与某个个体完整的联系起来，换过来说，这样的特点又怎能不是全国所有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呢？难道仅仅北大学生才爱国？才进步？而至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个适用于所有大学，乃至中学的标语，不提也罢。但往往这些口号都被诠释为一种北大精神。我不敢冒犯“精神”的威严，所以找来“特质”一词。
北大学生的特质其实就是两个字：怀疑。（所谓特质，暂且定义为特殊的“癖好”。）
怀疑，是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说得理论一点，怀疑是在确定性中寻找不确定性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蕴含着某种寻求真理的方法。我们每天看到的，听到的往往都是约定俗成的表面现象，至于其是否合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去考虑，或者说，大多数人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于是，我们只是在闲暇时，或是在涉及自己利益时，才会想到去发掘这种合理性的来源。而当这种发掘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就具备了怀疑的精神。我并不是说，只有北大的人才会去怀疑，也不是说北大的人都会怀疑，但相比而言，北大学生的这种怀疑能力更为集中罢了。
怀疑，本身不带任何褒贬。我们有错误的怀疑，也有正确的怀疑，但正如我前文所言，这所谓正确和错误，也是在不断的怀疑中变化的。但无论怀疑对错，怀疑一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而且往往带来的是重大的进步，因为进步本身就包含了改变与超越过去的含义。当然，并不是说怀疑本身造就了进步，怀疑还需要建构来落实。怀疑可以大胆的怀疑，但是建构需要谨慎的建构，这也正是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怀疑是一个基本要素。没有怀疑就谈不上任何科学的创新，而每一次重大的科学成果（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一定来源于重大的怀疑。因而，对于大学，怀疑本来就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精神。但是在中国高校，怀疑还是一件奢侈品，或者是充斥着大量的赝品。
北大学生的怀疑并不是总围绕着社会与国家，他们的怀疑对象包括周围的一切（但往往不包括自己），包括学术，包括老师，包括生活，包括爱情。他们很难达成一致，对每一个看上去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都会冒出来独特的乃至反面的观点。这种能力既来源于他们本来的能力，也来源于北大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教师的倡导。换句话说，这才是一种传统。但至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就无从考究了。也正是因为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特质，北大一定会出现范跑跑这样的人物，他或者他们的“问题”在于，不仅怀疑学术问题，更怀疑并试图挑战起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基础。所以说怀疑，而不说别的，因为我们在范跑跑身上看到的最与众不同的便是这一点。如果说他不够勇敢，甚至有人骂他无耻，那太正常不过，北大从来没有把学生固化成某种统一的模式，比如勇敢，比如大度，比如谦虚，比如好客。对于一个大学来说，传给学生的最重要的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
而正因为这种怀疑，北大一定会出现所谓的“败类”，但也一定会出现改变世界的大师，当然，后者的产生更难。北大的学科体系中，最强的是基础学科，包括人文和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研究过程中要求的就是彻底的怀疑精神。如果不怀疑上帝，如何会探求人的起源？如果不怀疑地心说，如何会发现宇宙的奥妙？如果不怀疑封建礼教，如何会构建新的文化？如果不怀疑计划对社会主义的垄断，如何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起来，工程学科对怀疑的要求要少许多，这不仅因为工程往往遵循标准，而且工程往往来自于人类的定义和规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不过，由于这种本来在学术上的怀疑，往往会外溢到其他的方面，因此，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说，这种怀疑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从微观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应用层面，社会往往不需要怀疑，而需要做事；不需要理想者，而需要工程师。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东西再不合理，它也是大多数人所遵循的，怀疑他，其实就是在怀疑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因此，北大的学生经常会给社会单位贴上这样的标签：积弊太多，死气沉沉；而这个社会也往往给北大学生贴上这样的标签：目空一切，好高骛远。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碰到一起没有冲突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也是北大最尴尬之处。传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但现在面临的却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后者还缺乏容忍怀疑的肚量。我们可以说范跑跑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很难来说明社会的偏狭，但诸如对李白的重新解释等等也招来大规模的批判，便可见一斑。
传统要保留，但又要面对现实，无论对于北大来说还是对于她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痛苦。而在我看来，如果说北大确实退步了，至少在精神特质方面，那正是因为越来越少了一种怀疑的精神。反过来，对于那些仍然保有怀疑精神的人们，无论是否来自于北大，或者把这种精神让位给现实，或者就请痛并快乐着吧。
补充：为了不混淆视听，必须说明，所谓特质不是说北大人除了怀疑就没有别的东西，就不爱国，不进步，就没有道德了。正因为爱国、进步和有道德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因此并不是属于北大的特有的癖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