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个月在读《韩非子》。《韩非子》不好读，我反复看了几遍，做了不少笔记，基本理清了思路。我现在发个贴叙述下感想，作为结束本次阅读《韩非子》的记号。
1、理论简述
韩非对社会发展的理解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思想家。他对人性做了自利的设定，这是内因。同时，他又认为社会资源具有相对稀缺性，这是外因。上古时期民少，资源稀缺的压力不明显，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不紧张，因而政治统治仁和；而现今民众，资源稀缺的压力巨大，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紧张，故民争于气力，争而乱，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情况。这种内因外因相互作用影响社会发展的动态思路，在当时非常先进。
韩非认为，人情有善恶，因而可以用利益的方式来引导，以暴力来执行，通过管理来完成。管理要有效率，需要通过审名来定位，明分以辩类，确定名分，等级，形成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的根基是“法”。公平稳定法律会带来国家强盛，法令松弛会导致国家危机。
管理体系由君臣构成。君臣的利益不同，两者并不相互信赖，经常相互控制。韩非认可的管理体系等级森严，君贵臣卑，下层的提升只能通过上层肯定，不得以任何名义取代上层。
作为管理体系的最高执行者，君主掌握生杀之制（柄），有胜众的资本（势）。韩非认为，优秀的君主善于借助“术”来提升控制力。其特征表现为：无为于上，后发制人，不表现喜怒，不表达意见，广开言路，多方印证，功用为准，明于赏罚。
臣下也因利益差别分为不同团体。重臣通过利害关系扭曲官场，结党营私，排挤异己，造成“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的局面；法术之士与重臣利益诉求不一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政治资源不丰厚，人微言轻，身处险境。
普通民众是被管理者。韩非欣赏的是从“法”，服“管”的耕战之民，反感的是“乱法”“犯禁”的奸伪之民。韩非认为耕战之民务实，利公，对国家切实有益，而奸伪之民虚诈，从私，不能增进国家实力。
2、两个问题
韩非理论中“法”、“术”、“势”的结合成为法学经典。但仔细考察，其“法”的观点主要来自《商君书》，自身并无多少建树；而“势”在书中极少提及，韩非将其理解为“胜众之资”，并没有展开论述；韩非在书中主要写的是“术”，大篇幅的分析各类臣民的特性，指出问题所在，给出解决方法。因而《韩非子》提出“法术”结合，明法暗术，但明显偏“术”。
我觉得这和韩非的思考角度有关。韩非的理论对社会中“人”的考察侧重于“个体性”， “群体性”偏弱，“阶级”、“阶层”、“集团”等概念没有明显出现在书中，“团体”也只是某些特征鲜明的利益小群体。因此，韩非只看到统治阶级内部君臣利益不同的部分，忽略了君臣利益相同的部分。他把君臣关系简单的归结到相互控制，“术”自然成为重点。而“势”的形成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是制度、法律、管理、威信、力量的综合体现。没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整合与确认，就不会有“势”。韩非只在个体职位层级上进行考虑，自然无法讲清楚“势”的来源与作用。
从书中可以看出，韩非是老子的超级粉丝，道家思想在《韩非子》中的地位很高。但是，“无为”虽然被韩非提升为其法家理论的源头，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是韩非曲解了《老子》。
老子的辩证法无疑是中国式“归纳”思维的结晶。老子通过观察，发现事物内部总孕育着矛盾的部分，并在发展中能够自然解决。他认为这就是“规律”，无需过多的人为干预，因而“无为”。老子的“无为”，是贯穿整体社会的“无为”，因此老子理想的社会是“结绳记事”、“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
再看韩非的法家理论。韩非认为“道”是“无为”，和老子一致。但在《韩非子》里，这仅仅针对君主而言。君臣利益不同，存在相互控制的问题。君主的无为，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后发优势控制臣子。臣子是不能无为的。所以韩非的“无为”不能贯穿整个社会，仅仅是君主之术罢了。他喊的是“道”，但在实际中却降低为君主驭臣之“术”。
韩非的特点是用“演绎”的方法来解释老子“辩证”的理论。我仔细读了很多遍《解老》，发现韩非生造了一些概念来解释老子某句话的意思。而这些概念，既没有清楚的定义，也无法延展，仅仅是为了推演并附会上老子“玄而又玄”的言语。韩非在用演绎逻辑来注解辩证逻辑，在方向上走错了。因而，虽然韩非努力的“援道入法”，但法家的形而上和道家辩证法存在天然差别，并没有形成统一体。
3、人物评价
韩非是法家理论集大成者，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巨匠。他功底深厚，熟悉春秋战国时期众多流派的思想，特别精通法家、儒家、道家、墨家理论。他眼光深邃，对国家管理和社会发展的观察视角独特，对政治制度的见解极其深刻。他文笔老辣，深度剖析战国时期政治人物的群体形象。他的《韩非子》成为国学经典，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理论简述
韩非对社会发展的理解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思想家。他对人性做了自利的设定，这是内因。同时，他又认为社会资源具有相对稀缺性，这是外因。上古时期民少，资源稀缺的压力不明显，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不紧张，因而政治统治仁和；而现今民众，资源稀缺的压力巨大，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紧张，故民争于气力，争而乱，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情况。这种内因外因相互作用影响社会发展的动态思路，在当时非常先进。
韩非认为，人情有善恶，因而可以用利益的方式来引导，以暴力来执行，通过管理来完成。管理要有效率，需要通过审名来定位，明分以辩类，确定名分，等级，形成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的根基是“法”。公平稳定法律会带来国家强盛，法令松弛会导致国家危机。
管理体系由君臣构成。君臣的利益不同，两者并不相互信赖，经常相互控制。韩非认可的管理体系等级森严，君贵臣卑，下层的提升只能通过上层肯定，不得以任何名义取代上层。
作为管理体系的最高执行者，君主掌握生杀之制（柄），有胜众的资本（势）。韩非认为，优秀的君主善于借助“术”来提升控制力。其特征表现为：无为于上，后发制人，不表现喜怒，不表达意见，广开言路，多方印证，功用为准，明于赏罚。
臣下也因利益差别分为不同团体。重臣通过利害关系扭曲官场，结党营私，排挤异己，造成“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的局面；法术之士与重臣利益诉求不一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政治资源不丰厚，人微言轻，身处险境。
普通民众是被管理者。韩非欣赏的是从“法”，服“管”的耕战之民，反感的是“乱法”“犯禁”的奸伪之民。韩非认为耕战之民务实，利公，对国家切实有益，而奸伪之民虚诈，从私，不能增进国家实力。
2、两个问题
韩非理论中“法”、“术”、“势”的结合成为法学经典。但仔细考察，其“法”的观点主要来自《商君书》，自身并无多少建树；而“势”在书中极少提及，韩非将其理解为“胜众之资”，并没有展开论述；韩非在书中主要写的是“术”，大篇幅的分析各类臣民的特性，指出问题所在，给出解决方法。因而《韩非子》提出“法术”结合，明法暗术，但明显偏“术”。
我觉得这和韩非的思考角度有关。韩非的理论对社会中“人”的考察侧重于“个体性”， “群体性”偏弱，“阶级”、“阶层”、“集团”等概念没有明显出现在书中，“团体”也只是某些特征鲜明的利益小群体。因此，韩非只看到统治阶级内部君臣利益不同的部分，忽略了君臣利益相同的部分。他把君臣关系简单的归结到相互控制，“术”自然成为重点。而“势”的形成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是制度、法律、管理、威信、力量的综合体现。没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整合与确认，就不会有“势”。韩非只在个体职位层级上进行考虑，自然无法讲清楚“势”的来源与作用。
从书中可以看出，韩非是老子的超级粉丝，道家思想在《韩非子》中的地位很高。但是，“无为”虽然被韩非提升为其法家理论的源头，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是韩非曲解了《老子》。
老子的辩证法无疑是中国式“归纳”思维的结晶。老子通过观察，发现事物内部总孕育着矛盾的部分，并在发展中能够自然解决。他认为这就是“规律”，无需过多的人为干预，因而“无为”。老子的“无为”，是贯穿整体社会的“无为”，因此老子理想的社会是“结绳记事”、“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
再看韩非的法家理论。韩非认为“道”是“无为”，和老子一致。但在《韩非子》里，这仅仅针对君主而言。君臣利益不同，存在相互控制的问题。君主的无为，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后发优势控制臣子。臣子是不能无为的。所以韩非的“无为”不能贯穿整个社会，仅仅是君主之术罢了。他喊的是“道”，但在实际中却降低为君主驭臣之“术”。
韩非的特点是用“演绎”的方法来解释老子“辩证”的理论。我仔细读了很多遍《解老》，发现韩非生造了一些概念来解释老子某句话的意思。而这些概念，既没有清楚的定义，也无法延展，仅仅是为了推演并附会上老子“玄而又玄”的言语。韩非在用演绎逻辑来注解辩证逻辑，在方向上走错了。因而，虽然韩非努力的“援道入法”，但法家的形而上和道家辩证法存在天然差别，并没有形成统一体。
3、人物评价
韩非是法家理论集大成者，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巨匠。他功底深厚，熟悉春秋战国时期众多流派的思想，特别精通法家、儒家、道家、墨家理论。他眼光深邃，对国家管理和社会发展的观察视角独特，对政治制度的见解极其深刻。他文笔老辣，深度剖析战国时期政治人物的群体形象。他的《韩非子》成为国学经典，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