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于《宣公十一年》“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一句下有注曰“此陈侯若谓是陈成公，则此时在晋，尚未为侯，且不得离晋而与楚盟。疑是夏徵舒，则楚夏与之盟，而冬又讨杀之，故《读本》云‘知讨乱非其本志’”。我觉着杨先生的这个说法有问题。

杨先生《注》“二子奔楚”，引《陈世家》“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所以后来注“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一句时，杨先生便提出此处的陈侯“疑是夏徵舒”。且再后注“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更明确提出“今年夏楚庄犹以夏徵舒为陈侯而与之盟，则此冬讨徵舒，非仅因其杀君而已。或者夏徵舒杀灵公而自立，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楚亦因而讨伐之。”

但是夏徵舒自立事只见于《史记》而不见于《左传》。读《春秋左传注》其它部分可知，杨先生在注《左传》文时，应该是有一些原则的。如果出现其它古籍内文字与《左传》有异议时则几乎全从《左传》，比如《宣公二年》注“趋登”引臧琳《经义杂记》所释，杨先生云“以《公羊》解《左传》，不足信”。言之凿凿。其它诸如《谷梁》、《国语》也甚多。而当史例超出《左传》所述时，杨先生也多是审慎存疑，还是以《左传》为准。就以《史记》来说，杨先生也举例甚多。比如还是《宣公二年》，注“提弥明死之”，杨先生曰“《晋世家》所叙盖本《左传》，唯以提弥明作（‘亓’中下部多一竖）眯明，并以之为晋宰夫，则与《传》异”。杨先生其实在《注》中多次强调，解《左传》当以《左传》本文解，比如仍《宣公二年》注“舍于翳桑”句，杨先生引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公羊传》、《晋世家》及其他后人所注“翳桑”后云“诸书自以为桑树之下，但非《左氏》本义，解《左传》仍当依《左氏》文法”。可是杨先生在解“陈侯”一词时，为何又独用《史记》？

杨先生在《注》中还提到“（陈侯）疑是夏徵舒，则楚夏与之盟，而冬又讨杀之，故《读本》云‘知讨乱非其本志’”。我觉着这个前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此处陈侯不是夏徵舒，就不能体现楚王“讨乱非其本志”了么？夏徵舒弑君所为，在正常的想法，本来就是乱，何况《左传》明写了是“夏氏乱”。除非此处所谓“讨乱”之乱是杨先生自己在注“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时认为的“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之乱。他的这种理解，我觉着本身就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我觉着“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就是陈成公，而不是像杨伯峻先生说的是夏徵舒。当然，暂时我读书尚少，不知其它书籍有无此处史实之详细叙述。

另。
《桓公十三年》杨先生又有注曰“宣公十一年，陈成公与辰陵之盟，是时不但陈灵公未葬，且杀君者亦未讨，然灵公死于去年，新君已改元，故《经》仍书陈侯。”此处杨先生明又把陈侯作陈成公。
杨先生两处对比，自相矛盾了。

史记还有白公胜自立一事挺不靠谱的

疏忽，竟然没想到这一点，昨天只注意到申叔时。陈灵公，名平国，再再次佩服春秋取名的艺术，陈国有这样的国君，真是小国之大不幸。僖公二十九年，“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或许可以说得通。陈服于楚，小事大，也是其生存之道，故辰陵之盟，应谓陈国之意志，故书陈侯，灵公已死，夏征舒若不为楚所认可，与盟之人必是陈国大夫，或者说更可能是出奔在楚的孔宁与仪行父，二人作为陈国大夫，代表陈国意志服于楚，兼谓楚伐夏征舒以保私利，楚乘机灭陈。至于复陈，则是申叔时的谏议，也是楚国出于问鼎中原的战略需要，不能因小失大，灭陈反而会招致诸侯反对和讨伐。——请指教。

春秋经之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传解经曰：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
后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春秋大夫自相会盟自文公十一年始：夏，叔仲彭生会晋郤缺于承筐。春秋大夫主盟从文公八年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
楚为蛮夷，然其主盟亦从辰陵之盟开始，而且作为主盟一方是楚国，所以春秋经为：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楚子排在第一位。
所以，春秋早期君王盟会，中期大夫与盟，然春秋贬之。后夷狄主盟，诸夏无视，可见礼崩而乐坏。
从所有的记载来看，春秋对于级别很重视，从贬义的不书卿大夫，到后面书卿大夫之名，都是春秋大义。所以不会出现陈国两大夫与盟但是书”陈侯“的情况。

春秋经僖公二十一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
可以看出鹿上有盟，且是宋国主盟（此时宋对于齐有拥立之功），而在盂，宋襄公原以为楚子会按照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未曾想楚子翻脸，而与会的华夏诸侯均已通楚，“楚执宋公以伐宋”。在这次本来宋国想主盟的活动中，不仅没有达成宋国想要的盟誓，最后结局是楚伐宋。所以，这次只是一个会，未曾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