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之外，更多地开始陷入校刊、系刊的烦恼之中。尽管作为刊物顾问的刘星骅主任已早早地告知只他一人可直接管理，指导教师任选且和刊物只有单纯的学理关系，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涉。但因成员皆为中文系的学生，一时间本系情节难免较重。况且接手“晨笛”后，渐渐知道了它的辉煌并苦涩的过去，停办、复刊，如此反复。大四上学期实习时，意外知道指导老师就是刊物1992年时的主编，颇知道了其时的强盛。于是担心不慎将再带来灾难，使长奇等人的复刊努力付诸东流。灾难或许也有它的意义，古人的曾说“多难兴邦”，换而言之，“多难也可能兴刊”。但多难之后以何兴刊？纸上的历史对后人而言并只有通鉴的意义，而后人对历史的昭示的责任就是更加谨小慎微。经费的暂时无忧让我在“晨笛”定位上陷入自我焦虑，惶恐给人以学院资金系刊化操作的口实。第一本经由我编出的刊物在分发下去第二天，在走廊拐角处的垃圾桶里看到刊物一事，加剧了我的偏执，于是认定既然是校刊，就不能纠缠于中文系，唯有走出去，才有可能避免因为轻易到手而被随便遗弃的厄运。所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特别是中文系的，只要是行政属性的，在刊物方面，我一概不愿作接触；在样刊的量上，与其他系相同。这样的观念是个人的、偏激的，第一次有冲突，是在纳新时。当时制作了一千枚带晨笛印章的书签，作为小礼品赠送给愿意免费加入的各系同学，活动在一二号食堂同时开始，吃饭的时候意外发现二号食堂处派送得特别厉害——中文系的某干事给本年级本专业的同学两个品种各送了一枚。覆水难收，埋怨仍有。
隔阂日甚。或许如果一开始就是本系刊，这些隔阂都不会出现。不过倘若是系刊，我又很怀疑自己是否去参与。但我也越发顽固和矛盾：一方面，应该理所当然地模糊系别色彩；另一方面，身为中文系的学生，虽然很担心刊物相对独立性的缺失，心里也希望候任者中有能服众、能坚持的中文系的人。两种纠结的结果是，在后来挑选接任者包括副手时，我越权给主编一职界定了一条霸道的原则：为了避免校刊系刊化，在中文系两委有职务的，不能兼任晨笛的负责人；目前想两头兼的，不予支持。现在想来，确实蛮横。所以那段时间大概是和明珠吵得最烈的时候。她是个有温度适合的人，那一边是朋友，我一边是同学同事，加之过早有选人意图，承诺在先，不好食言，只是埋头想缓和的办法。我知道对方不会放手行政，坚决不同意，连副手也不让挂名。虽然从一开始就希望让其他系或2004级的同学担任要职甚至直接接手主编，但我们各作了退步，互相妥协。高兴和失落的是，在继任的志平之后，社长和主编都由中文系广告学专业而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接任，后一任的主编甚至出现了个历史系的，只是再往后或许又要同归到一个山头了。
可是，仍旧有期待，期待将来或许还是产自中文系的社长、主编们，在对中文系里想插手晨笛日常管理的教师和学生干部这类人物时，能葆有自己的随性与消极。或许晨笛终究要成为系刊的，但晨笛也有自己的传统与开放。系刊不好么？原本不赖。而且归属的系别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是办刊心态的系别化。文学在中文系的没落由来已久，像我们这样中文系出身的人，不过是凭“祖荫”来维持自己的体面。倘若真以为文艺理论得不行便能指挥一本文学刊物，不仅连归属都系刊化，恐怕迟早要尴尬的。于是在办刊层面上，系刊化成了不具太多褒义色彩的词汇。
毕业后听续任的社长志平说，学校其他社团意见厉害，想通过各级把晨笛也纳入学校学生会社团部，由学校团委、学生会直辖。我苦笑。行政力是我们的生存背景与前提，在系刊校刊的抉择之外，还有文学化与行政化的另一种苦闷。后来颇为安心，虽然还有其他声音内，但最终在刊物的主办方作了增加后了事。对一本文学刊物而言，有什么比坚守与后退更为重要呢？我至今仍记得刊物的指导老师廖诗忠博士说的，在文学光环渐渐褪去的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坚守。是的，想靠文学赢得身后名这样的事且不论，获得当下名尚且困难得要紧，遑论借此攀附而上呢？“晨笛”有自己的坚持，也有自己的牺牲，就像评比学分，像在我那一级，偶尔侥幸被算作可加分，也多半要减半论，更何况其他系呢？但总有人愿意加进来，用自己的谦卑去担当一本刊物自身所无法承受的轻重。如何在行政的夹缝里求得自己的生存，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对体制轻慢是极端的做法，最好还得消极地反抗——迂回地、有时懒洋洋地不理不睬体制。这是大学纯文学自救的前提和唯一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