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贵的大学学费使我无法负担 
龙宽 

　　我在附近的社区大学注册了两项课程：吉他和爱尔兰民间音乐。还有其他看起来极其吸引人的科目可供选择：绘画、雕塑、摄影还有陶艺制作。学费非常低廉，每小时大约3镑，而我因为没工作干脆就免费上课了。这种学校只有结业证书没有文凭，但是确实能学到东西也能遇到不少人。 

　　伦敦这点好，不管是跳舞、做饭、心理学还是西班牙语，随便想学什么五花八门的东西都能找到教它的地方，学费也不太贵。如果要上正经大学，那当英国人就要优越得多，一年最多才交1075英镑的学费，如果有困难还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和生活补贴，而且可以一直等到毕业找到正式工作以后才开始还钱，每月还一点，10年还清也没关系。但留学生的学费要差不多8000镑一年，也没人给贷款。伦敦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不是任何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能够轻易负担得起的，一张市区通用的月票就要人民币一千多元钱，要去打工的话，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压力很重。 

　　虽然英国的教育在全世界有很高的地位，但我还是不想去上学。我觉得伦敦这所社会大学就够我上的了。 

　　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异常忙碌，每天练琴，跟几个乐队同时排练，到深夜才坐着公共汽车回家。伦敦的出租车贵得惊人，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考虑打车，宁可从排练室背着琴走上半个小时到公共汽车站去等车。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精力，可以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在排练室之间东奔西跑。我只是想着，还不能休息，现在是努力的阶段。 

　　在焦恩住院期间我搬到了他的朋友斯考特那里。他同样是一个Onthedole的无业人员，但他不住在政府的免费公寓里，而是给自己找了一所有着十几间卧室的3层大房子。这种房子在英国叫Squat，意思是非法占用房，一般是属于政府的空房，或者是房地产公司还没有卖掉的房子。按照英国的法律，只要是有人换了门上的锁并且已经住在里面，警察就不能直接闯进来，而只能通过法律手段以书面文字向住客下驱逐令。但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法律程序一耗就是一两年，或者是房主懒得再理这件事了，里面的人就可以安心地住下去。报纸上登过这样的事，一个人在一幢Squat里面住了几十年以后，通过法律成功申请成为了这所价值几十万英镑房子的合法主人。斯考特在他的房子里就已经住了3年了，搬进来的时候有水有电，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他把所有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全漆成红色，还养了3只猫。 

　　斯考特住的地方在伦敦东边的Hackney区，是一个移民聚居的地方，街上有黑人、印度人、越南餐馆、嬉皮和朋克，我每天就在各色人等中间穿梭而过，慢慢熟悉着这种五颜六色、杂乱却又相安无事的气氛。我的英文在快速进步，口音也越来越伦敦化，可以自如地与人聊上好几个小时。这段时间我花了不少钱，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哪儿的东西更便宜，认识斯考特以后我才找到了最省钱的生活方式，知道了哪儿有便宜的二手唱片、衣服市场，坐车和地铁应该买一张统一月票等。 

　　我越来越经常地光顾街上随处可见的慈善商店，住在附近的人们都会把家里不用的东西用大包装着送来，在店里以极低的价钱出售，收入的大部分捐给不同的慈善组织。在这里能找到衣服、书、唱片，从家具到装饰品之类的小玩意儿，而且每天都不同。 

　　不久，斯考特接到了要他搬出Squat的通知，信中还说政府在附近给他找了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我跟他一起去看房子，里面有走廊、一大间卧室、厨房、厕所和浴室，看着还不错。我和他一起搬了过来，买油漆自己动手把整个房子刷成了红色和紫色。就连油漆钱和粉刷费，都是政府给报销的。 

　　在这所房子里，我一直住了两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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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龙宽 

　　我和斯考特总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争执，在我的眼中，我有必要对他进行一次“再教育”。当他有一天十分有礼貌地对我说：“请你把那本书递给我好吗？谢谢。”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斯考特，你每天这么多礼貌用语快把我烦死了。中国人从来不这么客气，就像我跟你这么熟，递一件东西用不着谢谢，也不用一点小破事就说对不起，你不觉得累吗？” 

　　斯考特对此感到非常奇怪，“中国人不说谢谢和对不起吗？那不是很没有礼貌吗？你不认为有礼貌会让人感到舒服吗？” 

　　“中国人认为，不跟你客气是因为和你很亲近，跟没礼貌是两回事。” 

　　我最终还是没能让斯考特明白，礼貌跟客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在英文里它们都是一个词。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件事也让我们争论不休，那就是对于朋友的态度，我们的房子里经常会有哥们儿在这儿过夜，斯考特的观点是：既然他是客人住在我这儿，就应该我们睡床他睡地板，而且他还应该主动去干一些洗碗之类的事，作为一种感激的表示。我说，在你家里住一晚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是我（也就是中国人），反而会更加照顾他，让他没有客人的感觉。其实我也知道，所有的英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学会独立生活，即使是父母也不会过多帮助你，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斯考特想的那样，他的想法完全正常。但我总是抵挡不住诱惑想跟他好好理论一番。就算我可以接受所有英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仍然想试着哪怕是稍微“改造”一下天天跟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位同志。 

　　复活节假期时，斯考特住在爱尔兰的妈妈来伦敦看他。他还有一个姐姐住在一间大Squat里，我在厨房里洗碗的时候，听见他们在电话里为母亲该住在谁家而争吵。最后斯考特输了，他一脸烦躁地走出房间，嘴里还叨叨着： 

　　“这是不公平的！她的房子比我的大多了，凭什么不让妈妈跟她住？我这儿已经够小的了，根本挤不下三个人！” 

　　“可是斯考特，她是你妈妈，她一年也见不着你一回，你不去爱尔兰看她，她都大老远跑伦敦看你来了，肯定是特别想你。你有什么可烦的？”我瞪着他说。 

　　斯考特的妈妈在我们的公寓里住了三天，到了晚上斯考特很自然地拿出被褥铺在地板上让她睡，想都没想把床让给她。 

　　我做了丰盛的中国菜，白天跟她闲聊讲笑话，倒也挺亲热。西方人对长辈没有叔叔阿姨之类的尊称，全都直呼其名，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斯考特一直因为他的生活空间遭到破坏而闷闷不乐，我也不跟他争论了，因为我似乎是这里惟一觉得这样不正常的人。 

　　在英国小孩受到的是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教育，中国人总是告诉小孩，有糖要和小朋友一起吃，但这里的父母最先教的就是“我的”、“你的”这样的词，从小灌输这样的理念，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空间。我欣赏他们身上的独立精神，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认真支配时间，规划未来，从小时候开始造就内心的自信和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我喜欢这里大多数人不管别人的闲事，不乱讲闲话，每个人的私人空间都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我不喜欢他们对父母的淡漠和家庭观念的淡薄，不喜欢人们的不善分享物质和不善交流内心，不喜欢人人看似很近但其实无比疏远。 

　　我和许多人成为几乎天天见面的朋友，但总是感觉有一种无法逾越的距离，如果那层自己从小设的屏障不被拿掉的话，我永远不会真正和他们成为朋友。 

　　这些事情都成为我怀念北京的理由，我并不相信某个人，只想念那里的空气，那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我眼中北京开始美好无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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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垃圾场里淘金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幢五层红色砖房，每一层差不多住了十几家，周围有一大片这样的政府公寓。在英国有钱买房的人都住三层小楼，只有靠政府救济的人才挤在这种破旧的楼房里。 

　　虽然外观有些压抑，但房间里被我们收拾得很有味道，所有墙都刷上颜色，整个走廊贴满了从慈善店收集来的旧杂志，上面有各种图片。很多东西都是废物利用，重新焕发光彩。英国人从家里扔出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只要自己不喜欢了或者用腻了就当做垃圾扔出去，我们在街上经常能捡到好东西。 

　　斯考特有一次搬回一个柜子，重新刷漆以后跟新的一样，家里的唱片机、音响甚至冰箱都是路边捡来的，有一点小毛病但是稍微修一下就能用了，我总是想不明白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被扔掉。 

　　我们不刻意去找垃圾，只是在路边看到中意的就拿回家，但斯考特认识的一个朋友居然就靠这些垃圾生活。他每天天刚亮、清洁工还没来的时候就去垃圾场淘金，家里面堆满了电视、微波炉、吉他、羊皮大衣等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把它们卖掉的钱足够生活了。我十分兴奋地对斯考特说，明天早上咱们也去垃圾场！倒不是想挣什么钱，只是看见他找到那么多好东西，难免有点动心。可是第二天实在是起不来床，在温暖的被窝里无法想象寒风中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的情景，只好继续睡了。 

　　日子这样地过去，我变得习惯了，但每一天依然新鲜，我的世界变得只和这个城市有关。 

　　9月份我的学生签证到期，存款用光，我在英国的艰难日子开始了。

宁可吃救济而不去工作的人 
龙宽 

　　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我的续签申请中提到了和斯考特的关系，他就不能再去领救济金，政府也不能替他交房租了，因为给我签证的条件之一是我们不能依靠英国政府生存。要知道，斯考特拿救济已经有十年之久，一下子失去生活保障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对此感到十分抱歉，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 

　　斯考特找了一些零碎的工作，每天早起出门刷盘子，打扫马路或是在建筑工地上当搬运工。伦敦极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在所有人眼里这些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只是一种普通的工作，任何人都会去干，而不会去想这种工作是否太低贱。不光是艺术家，即使是当惯了白领的人也有可能去刷一阵盘子扫一阵地。每天在咖啡馆碰见的服务生、商店里的清洁工之中都会有特别有意思的人，做着特别有意思的事，也许过一阵他就会干起一些所谓的“大事”。但在北京，在我所生活的圈子当中，没有人会和饭馆的服务员之类的人打交道，更不会去干那种工作，因为这两种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 

　　过了一段时间斯考特完全崩溃了。他根本无法忍受每天工作的生活，虽然他的工资要比拿救济高出许多，他仍然认为工作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每天呆在家里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书或者把各种各样的图片贴在墙上。斯考特开始变得暴躁易怒，虽然他没有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但我能感觉到他对自己陷入的处境感到相当的不满。为了调节他的情绪，我每天像个家庭主妇似地变着花样给他做饭，让他回家的时候在楼道里就能闻见厨房里传出来的香气，并且在早上把精心准备的一大堆好吃的装进饭盒给他带走。不过这些都于事无补。终于有一天斯考特对我说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必须马上重新申请救济金，至于我的签证，那是我的问题。 

　　我别无选择，只好对他说，不用去麻烦政府了，从今天开始，我付你的房租，付你生活费，以前你拿多少救济我就给你多少，直到签证下来为止。我当时注册在一家临时工中介公司，这是我找到的惟一一家不需要工作许可证的公司。只要是哪个单位有人今天因病或其他原因无法上班，就会给他们打电话要临时工，他们再打电话通知我。每次工作少则一天，多则一个星期，极其不稳定，有的时候接连几个星期都没有活干。跟斯考特订下这样的协议之后，我每星期要支付给他的钱加上自己的生活费，至少需要150英镑，只有在每天都有工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 

　　那一段日子浮现在我眼前的画面，就是每天早上守在电话旁边，祈祷今天一定要有工作可干。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在厨房刷盘子，在医院给病人端茶送水，打扫所有的楼道和卫生间，在旅馆铺床，在公司擦玻璃，每天在陌生的人群中间穿梭。我看过各种各样的嘴脸，他们和我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却突然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过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像世界突然充满了雾。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的场景是我每天的生活内容：医院里的菲律宾护士长好心地劝我去上护士培训班，她觉得以我的资质做清洁工作太可惜，因此为我设想了这样一条更有前途的道路；自高自大的餐饮部门负责人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我，认定我跑到外面玩去了，我据理力争向他要回薪水；在一所学校里面刷所有学生吃过的盘子，消毒剂把我的手泡得又白又皱，险些不能再练琴了。在刷一间厕所的马桶时，揭开盖子以后里面是几天前不知谁没有冲掉的一堆粪便，我跑到旁边一边吐一边想，如果家里人知道这些会伤心吗？

我的生活被分成三部分 


　　压力是一种无形的怪物，是无休无止的担心和忧虑，工作的辛苦、身体的疲惫与它相比都微不足道。由于我工作的不稳定性，我没有一天能暂时逃脱掉压力的吞噬，每天入睡前都在着急地想，如果明天没有工作，这个星期就不能交给斯考特足够的钱，他就会马上去领救济，所有的这些辛苦就终将是白费……在这方面斯考特没有表示出任何体谅的态度，没有说过一句安慰的话。他让我坚信如果今天我拿不出足够的钱，或者是由于什么小事惹得他不高兴了，明天他就会去找政府。 

　　以前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过看人脸色的生活，几次看见斯考特那副安然自得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冒出一股火来，对自己说，老子不干了，签证不要了，什么大英帝国，去你的吧！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竟然一直忍了下来。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这一张签证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要在这里过着这样的日子？问来问去没有答案。 

　　我的乐队这时已经有了相当的起色，被一位有名的乐评人看中以后在报纸和电台大做宣传，也签下了与唱片公司和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出版单曲以后开始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小有名气。或许是东方女孩对于这里的观众来说既新鲜又神秘，每次演出都会出现疯狂的场面，造成一阵小小的轰动。但我们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每个成员都有一份跟音乐完全无关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在伦敦的音乐圈里是很普遍的事情。我的生活仿佛被分割成毫无关联的三个部分，由我扮演着截然不同的三个角色：舞台上傲视一切的艺人，白天挥汗如雨、没有姓名的打工者，还有从前生活中那个真实却已经遥远的我。 

　　我的乐队曾经应邀参加拍摄后来去戛纳参展的电影《冷鱼》（ColdFish）。那一天我穿着一件VivianWestwood设计的上衣，站在舞台上辉煌耀眼，几乎震慑了台下所有的工作人员，赞美和欣赏的目光不时向我投来。最后一组镜头拍完是早上六点，导演和摄像把我亲自送上车，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和我再度合作。一夜没睡的我匆匆回到家里，换上工作服，立刻坐公共汽车去医院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两种身份的突然变换像是幻觉，但它却是我无法逃避的现实生活。

从痛恨转化成对他的怜悯 
龙宽 

　　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写出一首歌，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精力或时间，而是心中已经没有音乐。一个人的心中无法流出音乐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段生活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我还会找回自己的状态。 

　　Hackney没有地铁，我每天要从市内火车站上下班，那里荒凉、杂乱，让人感到无比压抑，以至于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不愿意坐市内火车。但那时候我总是望着火车开来的方向，当火车头在铁轨上出现的那一刹那，我望着它射出的灯光对自己说，那就是我的希望，无论要等待多长时间，希望总会来的，它会带我到另一个地方。 

　　对于斯考特我曾经感到无比痛恨，但痛恨逐渐转化为对他的怜悯。我知道我不会永远受制于他，我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生活，我前面的道路还很长并且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他会一辈子在这里，一辈子依靠别人，一辈子拿我的或者是英国政府的救济。虽然现在我的命运似乎掌握在他手中，但是他缺少的是我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没有希望。 

　　递交续签申请的整整十一个月之后，当那本护照盖着五年的签证从门缝中轻轻飘进来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激动的心情，也没有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感觉。我只是把它打开看了一眼，就放在了桌子上。

中秋节我没有吃到月饼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一条印度人、孟加拉人和巴基斯坦人聚居的街上闲逛，这是一个难得灿烂的好天气，解萌拿着相机到处拍照，黄昏的阳光把房子都染成了金色。我酷爱这条街，因为它有亚洲国家那种祥和的气氛。 

　　在一家印度商店里解萌发出一声惊喜的叫喊，因为她看见了在北京最爱吃的丝瓜，这是在一般超市里都买不到的。我们俩的口袋里都没什么钱，所以只买了三根准备回去当晚饭。从商店出来向前走了几百米，解萌突然停下看着手里的塑料袋说： 

　　“怎么只剩两根了？” 

　　塑料袋上有一个破洞，那根丝瓜肯定是掉在路上了。 

　　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走回家，英国人大多数都没吃过丝瓜，可它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几乎是象征着和家有关的一切东西。我们把剩下的两根炒了就着米饭吃下去。 

　　其实住在北京的时候，过节总像是负担，春节总是把正常有序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什么中秋节、元宵节，从来也没去注意过。 

　　到了伦敦，这些日子突然变得异常重要，“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现在才深深明白了。爸爸打电话跟我说，中秋节，我在这边拿一块月饼，你在那边也吃一块，就算一起过了。于是满大街中国越南商店去找月饼，终于找到了，看看价钱，一小盒要十镑，怎么也舍不得买。 

　　出了商店跑进电话亭就给解萌打，说“今天是中秋！”解萌说：“啊，是吗？我都忘了。”挂上电话，在街上一边走得飞快一边流泪。 

　　过年我倒是经常忘了是哪天，等想起来已经过了。唐人街好像一到除夕就有舞龙耍狮子的节目，只因为第二天一早要上班，也因为满街都是香港广东人，从来都没有闲情去看。 

　　拿到护照以后我迫不及待地买了回家的机票。我曾经在困兽一般的日子里疯狂地想要回去，但在去机场的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刷牙洗脸吃早饭，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为什么要回北京？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已经建立了一种十分有节奏的生活秩序，我的生活与别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这里虽然没有北京的温暖，却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和稳定感。我一下害怕起北京人与人之间的没有距离，生活的亲密、混乱会打破我早已习惯的独来独往的状态。 

　　我感觉到自己的性格在潜移默化地被英国人同化，这是我最害怕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我是害怕自己会感受到好久没有的亲切而不愿再回来。我在英国的事还没有做完，我必须留在这里继续战斗。

习惯了边吃边走 
龙宽 

　　2002年世界杯决赛后巴西人在街上狂欢。 

　　由于演出太多需要不停的请假，我不得不又换了工作，在英国最大的医疗集团总公司做出纳。这是一份跟我的资历毫不沾边的工作，我不但没有大学文凭而且除了发E－mail之外从未碰过电脑，被录用大概只能归功于我已经能以假乱真的地道伦敦口音，还有面试时流露出的充分自信。我的工资又比原来多出了好几百英镑，生活变得异常忙碌，每天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大部分是拿着一个三明治在地铁里跑上跑下，去图书馆查旅行资料或者和乐队开会，不但习惯了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而且还养成了走路飞快的习惯。我不愿浪费一分一秒。 

　　说到口音，很多人对我说我的发音十分“上层社会”，就连斯考特后来也坚持辩解说他之所以在我艰难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同情，是因为我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来自富足家庭、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孩，他认为我理应受到一些生活的磨难，这样会对我有好处。我睁大了眼睛哭笑不得地问他：“可你知道我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合二百多英镑吗？我怎么会像有钱人的小孩呢？”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在英国像我这样不管不顾只想玩音乐的人，大多数都是从小生于优越的环境，从来都不缺钱花的年轻人。而英国人习惯用口音来分辨一个人的阶级和背景，连我都搞不清从哪儿学来的口音。 

　　英国的阶级分得很清楚，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类人一般是互相看不上，互不来往。这一点在年轻人的社交圈子中体现得很明显：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对在他们眼中衣食无忧、有父母撑腰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一种莫名的憎恨。这种情绪也许是出于嫉妒他们一出生就拥有更多机会和途径轻易取得成功，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或者是看不惯他们对生活轻描淡写的态度。但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愿和活在底层的人来往，多数都是出于一种恐惧感。对他们来说那是跟自己无关因此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从外表看去它狰狞可怕，所以还是不接触为好

闲逛看伦敦 
龙宽 

　　夏天又来了，伦敦天气糟糕的最大好处就是当哪天突然阳光灿烂的时候，所有人都无比珍惜，穿上最凉爽漂亮的衣服在街上走，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多半又是阴雨连绵了。 

　　我的乐队经过三年的“死磕”，终于出版了第一张专辑，但我也觉得我当朋克的日子到头了，心里面早就没有了那个稚嫩冲动的过去的自己。 

　　我离开了乐队，这时正好荷兰的一个电子乐团邀请我参加他们为期一年的欧洲巡演，每月付我工资，我只需要在有演出的时候坐飞机飞过去，其他时间都可以留在伦敦。经济充裕意味着生活稳定，也不用再上班做那些其实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工作。数数账户里的三千英镑存款，我第一次感到松了一口气，房租和水电不再像小鬼一样追在我屁股后面跑了。 

　　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去看这座城市，去享受它，我向它付出了那么多，播了那么多种子，现在是收成的时候了。 

　　伦敦最吸引人之处是可以在街上毫不费力地消磨一天的时光。没有演出的时候，我买一张地铁票坐到市中心的Soho一带，开始一天的漫游。那条著名的牛津街总是人山人海，有时候让人感到头晕眼花，心情烦闷。但当我不为生活发愁，只是在这里闲逛，眼前形形色色、打扮各异的人群总是能带给我兴奋和刺激的感觉。他们中间有日本游客，有打扮入时的英国中产阶级年轻人，有以散发传单为生的东欧移民，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躺在纸板上睡觉，还有一身橙色的HareKrishna信徒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从人群中穿过。由于这儿一天到晚经过的人太多，为了区分开游客和上班族，也就是慢慢悠悠走路和急着赶路的人，有关部门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在牛津街上像地铁里的电梯一样设一条快行道，游客在左边逛商店，想快步走的人去右边。 

　　几乎伦敦所有的连锁品牌店都在这条街上开了分店，再加上三家最大的百货公司和像Topshop、H＆M这样既时尚又便宜的大型时装店，在这条街上逛来逛去的男孩女孩大部分都是冲着买衣服来的。但我认为这里利用价值最大的是Waterstone书店，我每次都从一楼抱着一大堆前卫时尚杂志到二楼的咖啡区，找一个舒服的位子，买一杯咖啡在那里坐一个下午，不花一分钱看完本月所有该看的杂志，然后不必归还原位，后面的人自然会接着看。 

　　唐人街就在附近，那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既不像中国也不像英国，我看着满街的中国面孔听着广东话从来都找不到回家的感觉，但是走来走去还是感到很安详。两旁的门上飘着“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书法，小饭馆的玻璃窗里面都挂着烧鸡和烤鸭，服务员的态度都不好，据说其中一家被评为“全欧洲十大服务态度最恶劣的餐厅”之一，还有一个这样的段子：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走进饭馆，坐在靠近窗边的座位。服务员想让他们换个地方坐，两个人非常有礼貌地说：我们就坐在这儿行吗？这个位置我们非常喜欢。服务员问，你们喜欢这张桌子是吧？两个人一起说是啊，服务员马上把那张窗户旁边的桌子挪到了饭馆中间说，你们不是喜欢这桌子吗，那就给你们这桌子。 

　　尽管是这样，唐人街的所有饭馆到了晚上还是非常热闹，因为伦敦很难找到24小时的饭馆，只有唐人街上才会吃到深更半夜不关门

我的流浪汉朋友 
龙宽 

　　总是想能跟成天坐在马路上的那些流浪汉有一些除了扔下一镑钱以外的接触。这样想着就实现了，我遇见了艾达姆———在路边讨钱的男孩。在我住的那条街上，有一家全伦敦闻名的面包店，不但是因为它24小时营业，而且里面卖的面包圈极其便宜。每天早晚总有人排着长队来吃早点或夜宵，连在附近地区巡逻的警察也经常光顾。 

　　每次经过那里，总是看见一个羞涩的身影坐在门口。但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有一天下着雨，而他没有雨伞。我在面包店里买了一杯热汤走出来递给他，几天之后，我在下班的路上看见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你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吗？” 

　　我们去了马路对面的中国面馆，聊了一晚上，他是英国人，但不愿和父母住在一起，四处流浪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和另一个无家可归的哥们儿一起住在一幢废弃的大楼里，没有灯只能点蜡烛。吃完饭艾达姆在微风中和我走回家，我因为那天房间里实在太乱，没有请他上去。整个晚上我一直在想，哪天要好好给他做一顿中餐。 

　　第二天再经过他的身旁，艾达姆居然拿出一颗从慈善商店一英镑买来的玻璃球，上面还刻着一条龙，说是给我的礼物。 

　　从那天起，我经常在半夜里出来买面包，然后和他一起坐在外面地上铺的硬纸板上，快乐地说着话。有人买了两杯热茶送给我们。他的哥们儿白天“驻扎”在地铁站附近，到了晚上就来面包店找他。我进去买了一袋面包圈递给他们，他的哥们儿皱着眉头说： 

　　“不吃了。我们每天都吃这个，现在耳朵里快钻出面包圈来了。” 

　　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和他同坐在一个破破烂烂的睡袋里面，偶尔还会有谁往纸杯里扔一镑钱。但就在我提出邀请他星期天到家里吃饭以后，艾达姆却突然消失了，我没有再见过他。我问自己，是不是我总是一身“时髦”的穿着和他一成不变的破格子衬衫和牛仔裤，还有我总是问他需不需要雨伞和睡袋，使他误解为一种“施舍”的友谊，才会离开了那条街。也许他把我和他度过的愉快时光，当成了我在安定的生活之外寻找刺激。对我而言，我在精神上和他一样是一个流浪的孩子，在雨天里寻找温暖。 

　　艾达姆消失在我的生活中，那条熟悉的街道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伦敦，它什么也不给你 
龙宽 

　　下雨下雨 

　　没完没了地下雨 

　　我爱伦敦 

　　因为它什么也不给你 

　　对一个城市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心情。在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阶段，伦敦就像是我的敌人，我每天都在和它斗争。去年夏天我的乐队去了荷兰演出，看过阿姆斯特丹的水道、热热闹闹的人群、一路上的麦地和风车，三天后回到伦敦。从机场回家的路上，那种反差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该怎么继续面对在这里的生活。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城市的建筑是为“大英帝国”的理想而建造的，透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冷气，并且一概是灰白色或者泛着金属的光芒，哪像荷兰有那么多不同颜色的小房子紧紧挨在一起，让人从心里就觉得暖和，能够闻到生活的气息。 

　　尤其是我住的地方，紧挨着伦敦的金融区，街上有无数家银行，无数穿西装打领带提公文包的人匆匆走过，旁边的地铁站干脆就叫“Bank”。我每天早上和这群人一起走下地铁，困得睁不开眼，但他们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份报纸聚精会神地看，仿佛周围的一切与自己无关。 

　　我知道瑞斯克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北京逗留的短短几个月里找到了兴奋和刺激，也许甚至感到心里有些东西正在复活，但回到这里，他就要呼吸这里的空气，把脸搁在报纸后面，把身体放在西装里面。我从没有在英国见过他，但环视周围的世界，我就能看见他是怎样变化的。我比天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要更加了解他。 

　　解萌从北京带回了照片，那里正是盛夏，人的脸上都是汗珠，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伦敦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那个眼神在说，我活着，我不怕热，也不怕冷，我不怕强烈的感觉。看到这些照片我一下焦急起来，我的十九岁、二十岁在这里度过，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为什么选择了伦敦这样一个环境？周围没有一张动人的脸，伦敦的一年没有四季，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天到晚下雨，这样的气候造就出不冷不热的英国人。但我不是这儿的人，我的血液还会发热发冷，我的身体里有大起大落的基因。这里的一切我可以接受可以习惯，但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改变。 

　　两年以后我对伦敦的印象终于开始有所转变。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再为生计奔波，每个月只需要飞往欧洲几次演出就能提供我一千英镑的稳定收入，剩下的时间，大多数都在伦敦家里休息或者在街上转悠。这样轻松的生活使我换了一个角度看伦敦，感觉到它的丰富多彩，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五光十色的大城市之一。我的情绪高昂起来，不再只看见它的灰色，而是看见了更多鲜艳的颜色。红色的公共汽车和电话亭，一大片一大片夏天可以躺下睡午觉的绿色草地，还有电影画面一样的蓝天白云。 

　　最可爱的永远是人。来自地球任意角落形形色色的人。我可以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个阿尔巴尼亚木匠和他一直聊到家门口，可以看一场电影碰到Kylie Minogue，可以请租录像带商店里的巴基斯坦男孩到家里喝茶，在自由市场里向科索沃难民买布料。公共汽车上，地铁里，随时可能有人出现在身边并且改变我的生活，每一个角落都潜伏着可能性。

秋天里的春天 
龙宽 

　　秋天来的时候，V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我是在那条淡红色的地铁线上遇见他的，他穿一件浅棕色的绒衣，乳白的工装裤，头发盖住一双孩子般的眼睛。我当时无事可做正在回忆往事，想起瑞斯克、三里屯和1997年的夏天。想起在伦敦这个城市住了三年，却没有见过他一面。感觉中有个眼神投射到我脸上，我没有抬头，就听见一个声音在说：“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当然没有向他去倾诉什么往事，但我们还是在地铁里聊了一路。当他问起那句必然的“你在伦敦做什么？”我没有提起音乐，只是说，“我在这里生活。”他似乎十分明白地点了点头。 

　　到了下车的时间，V没有像一般的英国人那样说“很高兴认识你”，而是像老朋友一样说了声“回头见”。 

　　两天以后我和V约在Soho的“杨城”中国餐馆吃饭。一见面他十分自然地上来亲吻我的脸颊，我们点了鱼香茄子、黑胡椒牛肉还有米粉，中国饭馆总是比其他的餐厅拥挤、吵闹，但也有一种亲热的气氛，像在中国。店里居然放着Beyond和张学友的歌，周围都是熟悉的东方面孔，一时间叫人不知身在何处。 

　　走出餐馆，潮湿的空气迎面而来，这才把意识拉回到了伦敦。天上下着雨，我们就都淋着雨，对这个城市的雨接受到仿佛它已不再存在的程度。但当我看到V把手插在风衣兜里走路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想，这是多么典型的英国人的姿势。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他能把手从兜里拿出来？ 

　　夜晚走在Soho的街上总是很舒服的事情，这个地区凌晨两三点也不会人烟稀少，总有各色人等在街上溜溜达达。拐角处有一个克罗地亚青年在发宣传单，问我知不知道哪儿有便宜房间出租，我记了他的电话号码说会帮他问。经过我最爱的咖啡店Essence，进去跟人打招呼，店里的人一看见我就微笑起来，做了一大杯浮着奶油泡沫的热巧克力给我，又说好几天没来以为我回中国去了。坐到楼下温暖的红沙发上，V一直望着我若有所思。我能感到在他眼中，我和他印象中安静害羞的“中国女孩”相差太远了。 

　　唐人街的广场上新搭建了一个游乐场，我拉着V去排队坐云霄飞车。当我开始飞速旋转，周围的建筑物都在脚下飞快闪过的那一刻，一种巨大的快乐涌遍了我的全身。

生活太燥乱,没有定向.注定你是漂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