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原来是这样的：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作者： 唐律疏议V
在编造历史美化民国的言论中，所谓民国“重视教育”之说甚嚣尘上。“民国政府大力保障教育经费”“民国政府的县衙不如小学豪华”等段子流传甚广。尤其为“重视教育”张本之论，则在于所谓民国“大师辈出”之说。但在笔者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看的不是该国出了几个多么有钱的大富豪，而得看该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同理，衡量一个政府是否重视教育，并不是看这个教育体系下出了几个“大师”，而得看广大人民群众所受教育水平。
而在这一点上，民国的情况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毫不为过……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曾总结过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下面是书中对相关一些关键事实的描述与评价。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3页注释说表3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件。
“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
——同上书，195页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同上书，199页
“报告还批评了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报告为纠正教育制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建议，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和公立小学免除入学考试和学费。”
——同上书，199页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O%，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
——同上书，200页
作者： 唐律疏议V
在编造历史美化民国的言论中，所谓民国“重视教育”之说甚嚣尘上。“民国政府大力保障教育经费”“民国政府的县衙不如小学豪华”等段子流传甚广。尤其为“重视教育”张本之论，则在于所谓民国“大师辈出”之说。但在笔者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看的不是该国出了几个多么有钱的大富豪，而得看该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同理，衡量一个政府是否重视教育，并不是看这个教育体系下出了几个“大师”，而得看广大人民群众所受教育水平。
而在这一点上，民国的情况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毫不为过……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曾总结过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下面是书中对相关一些关键事实的描述与评价。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3页注释说表3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件。
“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
——同上书，195页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同上书，199页
“报告还批评了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报告为纠正教育制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建议，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和公立小学免除入学考试和学费。”
——同上书，199页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O%，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
——同上书，2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