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
杨国荣
“五四”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人和论争中，科学的观念经过由“技”而“道”的形上化过程，开始进一步被提升为一种主义；“五四”时期曾产生重要影响的刊物《新潮》，便明确地把“科学的主义”，列为办刊的宗旨之一。①[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而在当时众多的“主义”中，科学又以其普遍的涵盖性独领风骚。与引向“主义”相应，科学开始多方面地渗入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并渐渐衍化为一种价值一信仰体系。
一、科学化：知识领域的科学霸权
科学的凯歌行进，首先表现在知识的领域。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带有未分化的特点。特别是自汉代以后，经学不仅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逐渐构成了主要的知识与学术领域。尽管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去考察以往学术，我们似乎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领域，但在其传统的形态下，这些领域却往往都被涵盖在经学之中。即使到了清代，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具体领域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梁启超所谓“附庸蔚为大国”的格局，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仍从属于经学，而未能获得独立的学术品格。直到近代，随着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东渐，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诸如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才开始分化出来，在20世纪初，这些学科逐渐取得了较为成熟的形态。
其近代意义上诸种学科的出现，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知识与学术领域的分化过程，它在某种意义上与科学的形上化（泛化）呈现为一种同步的态势，并构成了科学在知识领域建立霸权的历史前提。以各个知识领域的独立和分化为背景，将科学提升为“主义”的近代思想家们，往往倾向于知识的划界；知识的这种划界，主要便表现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中国科学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任鸿隽曾明确指出：“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①[《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第2卷，第12期，1916年12月。]
以科学为知识的合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学科、学术领域，都应以科学化为其追求的目标。知识的这种科学化追求，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仿效。在谈到历史学时，傅斯年曾作了如下解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②[《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份，1928年10月。]关于历史学与史料学关系的如上规定是否确当，可暂且不议；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的工具。这种由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显然不限于哲学层面的一般方法论原理，而是同时涉及具体的操作环节和程序。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如上引人相联系，具体的科学形态往往成为知识的理想范型，正是基于以上看法，博斯年提出了如下要求：“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同上）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当时权威性的学术机构，以达到生物学、地质学这样的科学形态作为其“工作旨趣”，无疑较为典型地表现了科学在知识界的普遍渗人。
将自然科学视为不同知识领域的理想范型，当然并不是20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独有的现象。事实上，海耶克（F．A．Hayek）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作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一文中，已对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简单搬用和效法自然科学家的科学语言与科学方法提出了批判，并把这种倾向称之为“科学主义”。索雷（Tom．Sorell）进而把以上的科学主义倾向视为一种信仰：“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它认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科学最具权威性、最严密、最有益。”①[Tom．Sorell：Scientism-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yk，1991，p.1.]海耶克的批评与索雷（Tom．Sorell）的解说，显然是针对当时思想界与知识界已存在的现象而发，它同时亦表明，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向不同知识领域的渗入，是科学成为“主义”之后的重要特征。
杨国荣
“五四”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人和论争中，科学的观念经过由“技”而“道”的形上化过程，开始进一步被提升为一种主义；“五四”时期曾产生重要影响的刊物《新潮》，便明确地把“科学的主义”，列为办刊的宗旨之一。①[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而在当时众多的“主义”中，科学又以其普遍的涵盖性独领风骚。与引向“主义”相应，科学开始多方面地渗入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并渐渐衍化为一种价值一信仰体系。
一、科学化：知识领域的科学霸权
科学的凯歌行进，首先表现在知识的领域。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带有未分化的特点。特别是自汉代以后，经学不仅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逐渐构成了主要的知识与学术领域。尽管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去考察以往学术，我们似乎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领域，但在其传统的形态下，这些领域却往往都被涵盖在经学之中。即使到了清代，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具体领域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梁启超所谓“附庸蔚为大国”的格局，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仍从属于经学，而未能获得独立的学术品格。直到近代，随着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东渐，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诸如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才开始分化出来，在20世纪初，这些学科逐渐取得了较为成熟的形态。
其近代意义上诸种学科的出现，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知识与学术领域的分化过程，它在某种意义上与科学的形上化（泛化）呈现为一种同步的态势，并构成了科学在知识领域建立霸权的历史前提。以各个知识领域的独立和分化为背景，将科学提升为“主义”的近代思想家们，往往倾向于知识的划界；知识的这种划界，主要便表现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中国科学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任鸿隽曾明确指出：“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①[《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第2卷，第12期，1916年12月。]
以科学为知识的合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学科、学术领域，都应以科学化为其追求的目标。知识的这种科学化追求，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仿效。在谈到历史学时，傅斯年曾作了如下解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②[《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份，1928年10月。]关于历史学与史料学关系的如上规定是否确当，可暂且不议；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的工具。这种由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显然不限于哲学层面的一般方法论原理，而是同时涉及具体的操作环节和程序。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如上引人相联系，具体的科学形态往往成为知识的理想范型，正是基于以上看法，博斯年提出了如下要求：“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同上）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当时权威性的学术机构，以达到生物学、地质学这样的科学形态作为其“工作旨趣”，无疑较为典型地表现了科学在知识界的普遍渗人。
将自然科学视为不同知识领域的理想范型，当然并不是20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独有的现象。事实上，海耶克（F．A．Hayek）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作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一文中，已对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简单搬用和效法自然科学家的科学语言与科学方法提出了批判，并把这种倾向称之为“科学主义”。索雷（Tom．Sorell）进而把以上的科学主义倾向视为一种信仰：“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它认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科学最具权威性、最严密、最有益。”①[Tom．Sorell：Scientism-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yk，1991，p.1.]海耶克的批评与索雷（Tom．Sorell）的解说，显然是针对当时思想界与知识界已存在的现象而发，它同时亦表明，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向不同知识领域的渗入，是科学成为“主义”之后的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