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解剖学”视野中的医学创伤与医疗干预
王一方
很显然，“人文解剖学”是一个杜撰，医科大学的课程表上找不到，教授们的备课本中也不会写，其实，它不过是一个理性批评向度的预设，一份建设性冲突的安排，本质上是推动医学的进步。对于成熟的医学与睿智的医生来说，职业生活中应该怀揣两把“柳叶刀”，一把在手中，游刃于生物学意义的生命驱体之上，一把在心中，游刃于思想史意义的医学体系之上，引入哲学审视，引出人文反思。这是医学在人类知性上拔高的标志。也是一种连环递进的学术生态，有如山野中动物群落常见的险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惜，在医学的原野上，难以见到“黄雀”的身影。当我们面对无所不在的医学创伤和医疗干预时，愈加体会到医学中的哲学贫困与人文失血。
我们完全可以用“天经地义”来拒绝非技术批评与反思，来驱赶思想的“黄雀”。一部医学史，就是人类学习、应用各种干预手段（包括创伤）应对疾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生物、医学知识的缺乏、工程与技术的水准低下而导致医疗干预的盲目与野蛮，譬如消毒、麻醉术完善之前的外科学与手术操作，与剃头匠的工序、境遇没有什么差别。同样，金鸡纳发现之前疟疾治疗，抗生素发明之前的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处置，几乎都是盲人摸象。但是，晚近的100年，现代医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我们以伦琴发现“X-射线”并运用于医学临床为新起点，或者以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颁发作为医学新纪元的标志，现代医学过去的100年是硕果累累的100年，同时也是人类征服欲在胜利中过度高涨的100年，是医疗技术卓越提升，同时也是技术干预高度泛化的100年。如今，“征服疾病”已成为大众媒体的公共词汇，面对各种传染性疾病，人们常常以“征服病魔”来把各类病菌妖魔化。使得“战争模型”的医疗观大行其道。它的典型案例除了传染病的防治之外，还有恶性肿瘤的放疗与化疗。依照这种医疗观，医院是战场，诊疗事、手术室是战壕，药片、刀片（柳叶刀）是武器，战绩便是对躯体中“异己”的杀戮。随后，人工器官技术的成熟与外科技术的完美结合，丰富了我们的医疗选择，但也引出新一种过度干预模型，一种医疗思维，即“替代模型”与“替代思维”，并由此改变着过去的“修复模型”与“修复思维”。面对机器，也许可以迅速做出价值判断，但面对人的躯体，人的疾病，价值判断就复杂得多，可以说，从“修复”到“替代”，它既是一份“进步”（逻辑递进），也是一份“颠覆”（过度干预）。也许，在许多坚持单向度的医学发展论的人看来，干预有理，创伤合理，而且永远有理，永远合理。在通常的医学技术词典里（这通常是一片缺乏医学人文审视的地方），疾病通过医生的医疗干预而痊愈、康复（无须计较程度），病人正是通过医生的干预才获得躯体的新生，应该心存感激（无论他们以什么方式干预），医生通过技术干预而获得学术成就，取得发明与发现，推动医学的进步（干预越多，成绩越大，进步越大）。随着医学人文思想的逐步觉醒，人文解剖学（刀）的引入，人们的认识与思维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对医疗干预、尤其是创伤干预的定义、权利、边界进行反思，有人批评。也有人辩护，也许，不在乎结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庆幸，因为思想的“黄雀”飞回来了。
辩护一方的意见依然最为强大，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 天然论：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无时不在地与环境的其他物种发生关系，医疗干预就是一种环境给予的关系。因此，无论是有目的还是无目的，有意识拟或无意识，有理无理的干预、被干预，包括为干预所支付的代价（服从一种自然选择的几率）都是人类的存在形式，是十分平常的“医疗事件”、“技术事件”，不应该把他转移成为“人文事件”、或“媒介事件”。
二、 代价论：有如佛学教义中宣讲的“舍得”，求其“得”，必有所“舍”。凡事都必须承担牺牲，支付代价。因此，病人求医，就要出让“干预权”，就要忍受“创伤”和“痛苦”。
王一方
很显然，“人文解剖学”是一个杜撰，医科大学的课程表上找不到，教授们的备课本中也不会写，其实，它不过是一个理性批评向度的预设，一份建设性冲突的安排，本质上是推动医学的进步。对于成熟的医学与睿智的医生来说，职业生活中应该怀揣两把“柳叶刀”，一把在手中，游刃于生物学意义的生命驱体之上，一把在心中，游刃于思想史意义的医学体系之上，引入哲学审视，引出人文反思。这是医学在人类知性上拔高的标志。也是一种连环递进的学术生态，有如山野中动物群落常见的险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惜，在医学的原野上，难以见到“黄雀”的身影。当我们面对无所不在的医学创伤和医疗干预时，愈加体会到医学中的哲学贫困与人文失血。
我们完全可以用“天经地义”来拒绝非技术批评与反思，来驱赶思想的“黄雀”。一部医学史，就是人类学习、应用各种干预手段（包括创伤）应对疾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生物、医学知识的缺乏、工程与技术的水准低下而导致医疗干预的盲目与野蛮，譬如消毒、麻醉术完善之前的外科学与手术操作，与剃头匠的工序、境遇没有什么差别。同样，金鸡纳发现之前疟疾治疗，抗生素发明之前的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处置，几乎都是盲人摸象。但是，晚近的100年，现代医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我们以伦琴发现“X-射线”并运用于医学临床为新起点，或者以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颁发作为医学新纪元的标志，现代医学过去的100年是硕果累累的100年，同时也是人类征服欲在胜利中过度高涨的100年，是医疗技术卓越提升，同时也是技术干预高度泛化的100年。如今，“征服疾病”已成为大众媒体的公共词汇，面对各种传染性疾病，人们常常以“征服病魔”来把各类病菌妖魔化。使得“战争模型”的医疗观大行其道。它的典型案例除了传染病的防治之外，还有恶性肿瘤的放疗与化疗。依照这种医疗观，医院是战场，诊疗事、手术室是战壕，药片、刀片（柳叶刀）是武器，战绩便是对躯体中“异己”的杀戮。随后，人工器官技术的成熟与外科技术的完美结合，丰富了我们的医疗选择，但也引出新一种过度干预模型，一种医疗思维，即“替代模型”与“替代思维”，并由此改变着过去的“修复模型”与“修复思维”。面对机器，也许可以迅速做出价值判断，但面对人的躯体，人的疾病，价值判断就复杂得多，可以说，从“修复”到“替代”，它既是一份“进步”（逻辑递进），也是一份“颠覆”（过度干预）。也许，在许多坚持单向度的医学发展论的人看来，干预有理，创伤合理，而且永远有理，永远合理。在通常的医学技术词典里（这通常是一片缺乏医学人文审视的地方），疾病通过医生的医疗干预而痊愈、康复（无须计较程度），病人正是通过医生的干预才获得躯体的新生，应该心存感激（无论他们以什么方式干预），医生通过技术干预而获得学术成就，取得发明与发现，推动医学的进步（干预越多，成绩越大，进步越大）。随着医学人文思想的逐步觉醒，人文解剖学（刀）的引入，人们的认识与思维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对医疗干预、尤其是创伤干预的定义、权利、边界进行反思，有人批评。也有人辩护，也许，不在乎结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庆幸，因为思想的“黄雀”飞回来了。
辩护一方的意见依然最为强大，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 天然论：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无时不在地与环境的其他物种发生关系，医疗干预就是一种环境给予的关系。因此，无论是有目的还是无目的，有意识拟或无意识，有理无理的干预、被干预，包括为干预所支付的代价（服从一种自然选择的几率）都是人类的存在形式，是十分平常的“医疗事件”、“技术事件”，不应该把他转移成为“人文事件”、或“媒介事件”。
二、 代价论：有如佛学教义中宣讲的“舍得”，求其“得”，必有所“舍”。凡事都必须承担牺牲，支付代价。因此，病人求医，就要出让“干预权”，就要忍受“创伤”和“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