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妈就说我是好孩子，喜欢一个人玩，也不要大人抱。“那时候你生痱子，小屁股上红点密密麻麻的，妈心里那个疼哟......”站在妈面前，我已经整整高出一个头了，可是妈还是一高兴就提到我的小屁股，也不管当着多少人。我很不愿意自己二十几年前的小屁股今天还被拿出来展览，就背书似的说，痱子，是由于天气炎热、高温潮湿、汗管口阻塞导致汗出不畅而形成的小的水泡及丘疱疹……妈笑着拍我一巴掌说“这孩子，读书都读傻了。”当然，这都是在我结婚以前，结过婚的人不能再被当成孩子，妈也就适当地改了口，叫我“没良心的”，因为我平生第一次违背她的意愿娶了个她不喜欢的女孩。我娶的，她不喜欢；她喜欢的，我又不要。有时候我想，一以贯之地当一辈子好孩子是多么难啊。
结婚以前的路都是妈安排好的，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也就从未反对。妈说考重点中学我就考，说上大学我就上，填志愿的时候妈说，学医吧，我看过报纸，医生和律师以后最有出息。我想说那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去当新时代的农民或者炼钢工人，不过转念一想，学医未必比学工学农更坏，思考了一下也就点点头，又作了一回好孩子，虽然我从小就最怕闻消毒水。五年里风平浪静，背无数药名，做无数实验，毕业分配也没用我费事，妈早就找好北京一家有名的医院了。
医院的印象如今已经很模糊。如果有人问我医院是什么样的，我会认真想想，然后告诉他，忙起来像兵营，静下来则像坟墓。我不大合群，也不想和别人有过多接触。女医生谈论的无非是家常里短，男医生嘛，也大致一样，碰到漂亮的女病人就检查胸部，老丑的只需看看舌头。一天午饭时一个同事绘声绘色地讲一个女学生如何在他面前“羞涩地脱去内裤”，我起身一言不发走到最远的桌子前坐下，从此更受孤立。新来的小护士倒似乎对我颇感兴趣，一个言语不多，对院长和主任都爱理不理的人在她们眼里就叫做“酷”吧。
她来住院的时候我没多留意，一个寻常的女孩子，年纪不大，脸很苍白。她临床的女孩高考落榜吞了安眠药，抢救过来就整天看着天花板哭。一天她妈妈来了，屁股刚挨床板就开始数落，说白养了女儿这么大，没出息考不上大学还要自杀，给她丢人什么的。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这样的父母，就请她离开。她蝎子蜇了一般跳起来对我展开了三段论：母亲教训女儿是天经地义的（大前提），她是我女儿（小前提），我教训她是应该的(结论)，最后再来一个反问句以壮声势——你凭什么管我？我很冷静，没叫她泼妇，也没让她滚蛋，只是告诉她不凭什么，就凭你影响了病人的休息。她威胁说要找院长，我说找也没用，这是医院，我是医生，这所病房我说了算。她认真打量了我几眼，看出我不好对付，骂了女儿几句就走了。那女孩的眼泪早就决堤，我没学过水利，掏口袋也没找到纸巾，就递给她一根棉签让她擦眼泪。回头一看，她正在旁边床上看着我笑，很开心，我很想问她为什么笑，突然发现她笑起来很美，就忘了问了。从此有点注意到她，看她的人不多，也没见她父母来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我跑去查她的病历，是孤儿，21岁，得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病。下次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年纪，能有这份从容，也够令人奇怪的了。
和她说过不多几句话，她声音细细的很好听。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有点怪，大概以为我是个怪人吧，其实她不也一样。人家说两个怪人凑到一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可听到消息我还是吓了一跳——她居然指定我主刀为她做手术。人命关天啊，她怎么就敢把性命交给一个毕业不到一年，还没有认真摸过手术刀的人呢？我猜她是不想活了，就跑去劝她不要自暴自弃，还给她念汪国真的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她这次没笑，看着我说我就想让你给我做，我相信你。我胸口一热没说出话，回去闷头把《临床医学》又看一遍。手术很成功，没有割错内脏，也没把剪刀镊子缝在伤口里面。术后是很疼的，我问她要不要打止痛针，她淡淡的说不用，眼神里有种柔和的光一漾一漾。她恢复得很快，能下床就让我陪她散步，当然是在工作时间以外，她说得很坦然，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医院的林荫路上就有了两个人，穿白大褂的是我，穿蓝白条纹病号服的是她，这样的装束够扎眼的，我知道窗子后面有很多闪闪烁烁的目光，因为不久主任就让我去他办公室，提醒我注意影响，我说主任我懂，他们只顾看我没工夫去摸女病人的乳房了，主任脸一青说你出去吧。那年北京春天没怎么刮风，很可爱。她靠在我胳膊上，身子软软的，一路数路边树上的新芽又长出几颗。我发现自己和她说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轻，刚开始象是在讲演，后来象是在打电话，再后来就几乎是耳语了，我心里一惊，奇怪自己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我对她说累了就歇歇吧，她鼻尖上顶几粒细碎的汗珠，摇头微笑说不累不累。这条路好长好长，一走就走到街道办事处领了两张大红大红的结婚证出来。
结婚以前的路都是妈安排好的，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也就从未反对。妈说考重点中学我就考，说上大学我就上，填志愿的时候妈说，学医吧，我看过报纸，医生和律师以后最有出息。我想说那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去当新时代的农民或者炼钢工人，不过转念一想，学医未必比学工学农更坏，思考了一下也就点点头，又作了一回好孩子，虽然我从小就最怕闻消毒水。五年里风平浪静，背无数药名，做无数实验，毕业分配也没用我费事，妈早就找好北京一家有名的医院了。
医院的印象如今已经很模糊。如果有人问我医院是什么样的，我会认真想想，然后告诉他，忙起来像兵营，静下来则像坟墓。我不大合群，也不想和别人有过多接触。女医生谈论的无非是家常里短，男医生嘛，也大致一样，碰到漂亮的女病人就检查胸部，老丑的只需看看舌头。一天午饭时一个同事绘声绘色地讲一个女学生如何在他面前“羞涩地脱去内裤”，我起身一言不发走到最远的桌子前坐下，从此更受孤立。新来的小护士倒似乎对我颇感兴趣，一个言语不多，对院长和主任都爱理不理的人在她们眼里就叫做“酷”吧。
她来住院的时候我没多留意，一个寻常的女孩子，年纪不大，脸很苍白。她临床的女孩高考落榜吞了安眠药，抢救过来就整天看着天花板哭。一天她妈妈来了，屁股刚挨床板就开始数落，说白养了女儿这么大，没出息考不上大学还要自杀，给她丢人什么的。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这样的父母，就请她离开。她蝎子蜇了一般跳起来对我展开了三段论：母亲教训女儿是天经地义的（大前提），她是我女儿（小前提），我教训她是应该的(结论)，最后再来一个反问句以壮声势——你凭什么管我？我很冷静，没叫她泼妇，也没让她滚蛋，只是告诉她不凭什么，就凭你影响了病人的休息。她威胁说要找院长，我说找也没用，这是医院，我是医生，这所病房我说了算。她认真打量了我几眼，看出我不好对付，骂了女儿几句就走了。那女孩的眼泪早就决堤，我没学过水利，掏口袋也没找到纸巾，就递给她一根棉签让她擦眼泪。回头一看，她正在旁边床上看着我笑，很开心，我很想问她为什么笑，突然发现她笑起来很美，就忘了问了。从此有点注意到她，看她的人不多，也没见她父母来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我跑去查她的病历，是孤儿，21岁，得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病。下次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年纪，能有这份从容，也够令人奇怪的了。
和她说过不多几句话，她声音细细的很好听。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有点怪，大概以为我是个怪人吧，其实她不也一样。人家说两个怪人凑到一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可听到消息我还是吓了一跳——她居然指定我主刀为她做手术。人命关天啊，她怎么就敢把性命交给一个毕业不到一年，还没有认真摸过手术刀的人呢？我猜她是不想活了，就跑去劝她不要自暴自弃，还给她念汪国真的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她这次没笑，看着我说我就想让你给我做，我相信你。我胸口一热没说出话，回去闷头把《临床医学》又看一遍。手术很成功，没有割错内脏，也没把剪刀镊子缝在伤口里面。术后是很疼的，我问她要不要打止痛针，她淡淡的说不用，眼神里有种柔和的光一漾一漾。她恢复得很快，能下床就让我陪她散步，当然是在工作时间以外，她说得很坦然，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医院的林荫路上就有了两个人，穿白大褂的是我，穿蓝白条纹病号服的是她，这样的装束够扎眼的，我知道窗子后面有很多闪闪烁烁的目光，因为不久主任就让我去他办公室，提醒我注意影响，我说主任我懂，他们只顾看我没工夫去摸女病人的乳房了，主任脸一青说你出去吧。那年北京春天没怎么刮风，很可爱。她靠在我胳膊上，身子软软的，一路数路边树上的新芽又长出几颗。我发现自己和她说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轻，刚开始象是在讲演，后来象是在打电话，再后来就几乎是耳语了，我心里一惊，奇怪自己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我对她说累了就歇歇吧，她鼻尖上顶几粒细碎的汗珠，摇头微笑说不累不累。这条路好长好长，一走就走到街道办事处领了两张大红大红的结婚证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