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专制制度的影射权——畏影恶迹 作者：张远山

有一个赶路的愚人，非常害怕自己的影子和自己的脚印。为了甩开脚印和影子，他越走越快。可是他不知道，无论走得多快，影子始终寸步不离脚跟；他不知道，自己走得越多，脚印也就越多。他更不明白，只要走到树荫里，影子就没了；只要坐着不走，脚印也就没了。他还以为是自己走得不够快，于是拚命狂奔，终于力竭而死。

　　庄子认为，人往往因为无知和愚蠢，做事与愿违的事情；如果不做，反而更能接近自己的目标。庄子是最早以人的本身与人的影子之间的关系设喻的中国思想家，从此后继者不绝，比如擅长说理而不善于设喻的荀子，虽然他的著作中寓言极少，但他被庄子这个寓言的生动巧妙所感染，于是就改造了这个寓言：有个愚人叫涓蜀梁，他在月夜走路，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以为是鬼；他又抬头看见自己的头发，以为是魅。他害怕得狂奔，到家后一松气，就吓死了。

　　庄子用“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来说明“自然无为”的人生观，与庄子不同，荀子用这个寓言来说明一切鬼神都是人的自我妄想。荀子是先秦最彻底的无神论者，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个最富有实践理性的人，关于鬼神，他的名言是“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与荀子改造庄子寓言，用于说明无神论主张相反，晋代的干宝在《搜神记》里，把庄子的寓言改造成了一个神话：有一种水中的怪物叫蜮，专门含着沙子射人的影子，使人生病致死。

　　把以上两个寓言和一个神话贯串起来，就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深刻寓言。中国人特别讳言自己的阴暗面，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不是设法消除自己的影子和劣迹，而是竭力否认影子和劣迹的存在，或至少抵赖影子和劣迹与自己的关系。中国人不是憎恨自己的劣迹和阴影，而是痛恨指出其劣迹和阴影存在的批评者。中国人把一切文化批判者都称为“蜮”，把着力抨击阴暗面、较少歌颂光明面的文化反思，称为“鬼蜮伎俩”和“恶毒攻击”。因此，自从“含沙射影”这个神话出笼以后，中国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手法，叫做“影射”。然而“影射”岂止是一种文学手法，中国人甚至认为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不影射的。全部中国文学史，就成了一部影射文学史。一部文字狱不断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罗织影射罪名的历史。

　　在影射罪名一旦成立就会身死族灭的古代，作者们竭力否认影射，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也就是说，即便真的影射了，也决不敢承认。这样一来，似乎“影射”真是要不得的犯罪，谁真的影射了，谁就十恶不赦了。其实问题在于“不赦”，而没有什么“十恶”。恰恰相反，影射者所影射的，正是不赦者的十恶。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的统治者从来不允许臣民有批评的权力，所以在暴政下呻吟的人民不得不影射。不许影射，如同只许州官打百姓板子，却不许板子下皮开肉绽的小民惨叫。然而百姓在痛苦之下又忍不住要呻吟，任何并非完全麻木的人，当然能从呻吟中听出惨叫——当打板子的州官或告密的鹰犬也听出来的时候，就认为是在“影射”了。然而长期的专制暴政，使是非观发生了颠倒，究竟是不允许批评并无情诛杀批评者的统治者“恶毒”，还是在不允许正面批评时不得不婉转影射的批评者“恶毒”？如此明白的是非，竟然变得无人知晓了。

　　我认为，批评的权力是神圣的。而当神圣的批评权力被剥夺以后，影射的权力就是神圣的。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有批评权；在专制体制下，人民有影射权。有其事而不许批评，运用寓言来批评，谓之影射；无其事而允许批评，捏造事实来攻击，谓之诽谤。诽谤有罪，影射无罪。然而在民主体制下，批评者无须把自己的批评称为颂扬；而在专制体制下，有时批评者不得不把影射称为颂扬，不得不把呻吟称为歌唱——以避免统治者的无情打击，并让心领神会的读者暗中窃笑。因此使用影射手法不是批评者的罪名，而是禁绝批评的统治者的罪恶。所有的影射除了其影射的具体主题以外，其共同的最大影射，就是统治者的专制和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