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

那些儿时的故事，很值得回味，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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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垃圾箱
家乡干净了，这是我这次回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了。
在街道上行走，最夺目的是那白绿相间的垃圾箱。在我的眼里，她就如那花树间婷婷玉立、身着白衣绿裙的少女，是诸多街道设施最让人赏心悦目的一个物件了。
我以极大的兴趣转遍了家乡的犄角旮旯，虔诚地数着垃圾箱上标注的号码，24号、68号、104号······，我评选出最干净的垃圾箱是69号，我将69号垃圾箱拍成照片发送到微信群里，群友们纷纷点赞。
我揣摩着设计者超然的匠心，以洁白和嫩绿为垃圾箱的主色调，这是对街道旁花树最和谐的搭配，也是对居民和环卫工人超乎寻常的信任和希望。
我观察居民往垃圾箱投放垃圾，大多都很认真。我观察环卫工人擦洗垃圾箱，有的三天擦一次，有的一天擦一次。我与邻居、行人、熟人交谈，他们都有同样的感受，东方红干净了。
这垃圾箱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她正在改变山城居民的环卫意识，她或许还在改变山城居民的生活态度。

沉重的惦记
家乡人让人惦记，这次探家回来觉得这份惦记愈加沉重。
上次回家是2012年，看望了许多老人，也在各种场合见到了一些同事和朋友。三年过去了，那些我探望过的八九十岁老人、那些父辈的战友、同事、邻居大都健在，只有两人逝去，这令我感到欣慰。而那些和我一块儿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我的那些同事和朋友中却有五人辞世，还有几人身患心梗、脑梗、癌症等重大疾病。
有人说：“这里的老人过了70，铁活着了”。随着停伐禁令的实施，成千上万的中青年人背井离乡，自谋生路去了。这个带社会的国有大型企业，一夜之间进入了老龄社会，老龄人口占居住人口的比例成快速增长趋势。80岁以上老人越来越多，百岁老人也不鲜见。
留守的中年人面临着企业困境和就业的压力，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需要抚养的压力。有人说：“现在的中年人，不容易过60这个坎”，这话道出了现实情形。
大多数中青年人为就业而出走，一些留守中年人因生活压力或其他原因而病丧，有的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成为孤寡，这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谈到这个话题时，有的人埋怨水土不好，有的人埋怨企业前景不好，当然也有积极思考、着手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建议和举措。
我，莫之奈何，只是盼着减轻这份沉重的惦记。

看社区文艺演出有感
一天早上，我和老伴到北山公园晨练，友人告知，8:30分在阳光社区有文艺演出。
一吃完早饭，我和老伴就兴冲冲地赶往阳光小区。路上遇到几个友人有些耽搁，到了演出场地，演出已经开始。
观看家乡人的演出，看到几个老人熟识的面孔，不由地想起与此有关的往事。
家乡的文工团始建于1958年，当时隶属于八一水库政治部，是由一支部队文工团的老班底组建的。几十年来，由专业到业余，由业余到专业再到业余，名称也几经变化。文工团里出过国家一级编剧杨宝琛，知名演员郝士华等，也曾代表全林区参加过全省文艺汇演，并取得了较好名次。
看着曾参加全省文艺汇演的几个老演员依然活跃在文艺舞台上，虽然只是社区这块文艺阵地，依然精神饱满，一丝不苟，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
在他们的节目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用热爱坚守着林区的文艺阵地，在用奉献传播着社会主义的正能量。我为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从艺精神鼓与呼，我祝他们健康长寿、德艺双馨。

广场上品味从容
林区人经历的太多太多，开发完达山、珍宝岛自卫还击战、艰苦繁重的采伐任务······
停伐，这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经历。面对企业困境，林区人的生活在从容地继续，这是从战争中走来那些老辈人的坚韧与现实文化融合衍生的从容。
三年前，我曾与友人讨论过林区人的生活态度，觉得用“从容”二字形容林区人生活的现实情形最为贴切。
不是吗？在东方广场可见一斑。东方广场有多大面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不够大。广场超载了，她承载着几百人的有氧健身操队伍；她承载着几十人的广场舞队伍；她承载着几十人的交谊舞队伍；她承载着上百人绕场行走的队伍······
熙熙攘攘的广场上空，放飞着明快的音乐，也放飞着欢声笑语。人们的脸上透露着运动的满足，也洋溢着从容的笑颜。
我与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交谈，有意触及企业困境下的个人出路和人生思考，答复五花八门，但却传递着一个最基本的信息，那就是从容面对，从容生活。
在广场上，看不到消极冷漠，听不到唉声叹气。一个朋友讲述了她的生活，丈夫有病，两个人的收入都不高，但她说：“生活会好下去的”。她正要组织排练一个集体诗朗诵的节目，我看了诗稿，通篇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颂扬。这或许就是家乡人可爱的从容的精彩缩写。

楼主这么好的文笔，这么贴近生活的文章，应该让更多的家乡人看一看，我建议你到黑龙江东方红吧发表，让更多的人拜读。

策反

其实，“八连冠”时期，我局的师资力量并不是很强，高中的老师以林业局外陪进修生和牡丹江林业师范高师班的毕业生为主。但是，七十年代，东方红中学有一批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从教，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播下的种子，但他们良好的工作作风、敬业精神为后续者打好了基础，树立了楷模，形成了中学的“魂”，以至于后来人员无论有多大变化，这个“魂”都在延续继承、保持发展。
到了90年代中期，教师待遇明显滞后，那些业务将为优秀的从教人员不堪忍受，微薄的工资，纷纷远奔他乡，东方红的教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教师外流、学生外流，高考成绩严重滑坡，“八联冠”的殊荣不在。
回头想想，和八联冠时期相比，少了什么？不是教师的学历，而是教师的敬业精神。

我保留了“八联冠”时期各界高三年组的教师合影，那里面没有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学历甚至还没有现在教师的学历高。但是他们却奇迹地创造出了“八联冠”的好成绩，这是为什么？是因为那时的教育科科长是华东师大物理系的汤惠安、北师大物理系的崔松茂还是吉林工业大学数学系的苗玉亭校长？
记得那个时期的苗玉亭校长，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常读国家级的学术杂志《数学通报》，满篇的积分符号、求和符号和行列式。
有一位英语教师，姓汤，名字忘了。没逢教职工大会都看到他在读厚厚的英文原版书，咱不懂英文不知道是什么书。
历史教师何放汀，在图书馆经常借阅的是国家级的《新华文摘》，每星期和年租老师一起出一次黑板报，字斟句酌，字体、色彩、插图斟酌再三，极为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