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道一系列用活人进行的试验，用于细菌战和严寒地带的冻伤治疗，画面惨不忍睹。石井少将骄傲地为
我们作讲解。
当我回想起侵入中国以来我们对战俘和平民作出的残忍行为，只觉得日本兵已经变成一群嗜血狂。日
本人即使在后方医院里，也常把有间谍嫌疑的中国病人当外科手术的试验品，给那些初来乍到年轻医生练
手！日本人自负是世界第一的民族，但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整个战争服役期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国际红十字会协定的事。
君冢清67岁社团顾问习志野市
目睹罪孽深重的一幕
1945年5月间，我正在“满洲国”热河省担任基督教传教士，被征派到山海关守备队。这里的设施原
来是供应一个连队长期驻扎的，现在只驻一个守备中队一百几十个人，粮食、装备样样富裕。
一天，两个农家孩子被捉住，送到我们哨所。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但中队长想寻个事由显摆自己忠于
职守。当时我当这个部队的翻译，立刻被叫去审问这两个少年。我发现他们两人不过是当地农家子弟——
两兄弟，一个18岁，一个16岁，他们明显不是八路军特工。我通过曹长报告中队长，顶好是把他们放掉。
但长官就是想把他们当八路军探子来处置，不管他们是还是不是。这样一来，他和他的中队就能记上
一功。我的建议给顶了回来。当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个临时扎起的笼子代替班房，把那两个孩子关
在里头。但士兵站岗的时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两个少年破笼而出，逃掉了。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追
出去。年纪小的一个给抓了回来，哥哥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第二天一大早，中队长怒气冲冲把全队人马召集到后院，命令立即当众处决这个孩子。在如火的阳光
下，被剥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个深坑边上。突然，中队长对我说：“用中国话给他作临终祈祷吧！”我
一直紧盯着这名长官，使劲忍住才没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过是一个不晓事的农家孩子，把他放了
吧！”一个强劲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着：“你不是一个传教士吗？你应该救这无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胆敢开口，失去理性的中队长和别的军官径直地就会把我当叛徒处置。我的脑子乱成一片，
全身颤抖着，按中队长的命令，像梦游一样磕磕绊绊走向那孩子，跪了下来。
昨天我审问他的时候，曾经向他保证：“你们没罪。我会尽量让他们放了你们。”这时，那孩子正怔
怔地望着我。我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用中国话告诉他：“我没权，救不了你了。我是个胆小鬼，我什么都
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祷。你要是信什么神，也向它祷告吧。”在这之前，他一直喊着“妈呀，妈呀
”。这时，他闭上眼睛，安静了下来。
中队长命令连里年岁最小的一个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个小兵端着枪站着，怎么也下
不了手。“看老子的！”一名军曹说着，一刀刺进少年裸露的前胸。那孩子的脸立刻变得惨白，鲜血从胸
腔喷涌而出。
直到今天，我依旧感到悲伤、感到罪孽深重。我忘不了那孩子鲜红的血。
二桥正夫72岁幼儿园院长沼津市
后记
这批信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经公布于世，立即引起争论。许多日本人怀着极度的不安致信《朝日
新闻》：“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恶迹翻腾出来？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别让我们把忘了的又都想
起来。”
《朝日新闻》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永泽道雄就这些抱怨作答。“无可讳言，”他在那两卷本的来信
汇编的后记中写道，“真正的勇敢是直面过去的错误。说到底，就算我们能够忘记这些事，别人也不会忘
我们作讲解。
当我回想起侵入中国以来我们对战俘和平民作出的残忍行为，只觉得日本兵已经变成一群嗜血狂。日
本人即使在后方医院里，也常把有间谍嫌疑的中国病人当外科手术的试验品，给那些初来乍到年轻医生练
手！日本人自负是世界第一的民族，但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整个战争服役期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国际红十字会协定的事。
君冢清67岁社团顾问习志野市
目睹罪孽深重的一幕
1945年5月间，我正在“满洲国”热河省担任基督教传教士，被征派到山海关守备队。这里的设施原
来是供应一个连队长期驻扎的，现在只驻一个守备中队一百几十个人，粮食、装备样样富裕。
一天，两个农家孩子被捉住，送到我们哨所。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但中队长想寻个事由显摆自己忠于
职守。当时我当这个部队的翻译，立刻被叫去审问这两个少年。我发现他们两人不过是当地农家子弟——
两兄弟，一个18岁，一个16岁，他们明显不是八路军特工。我通过曹长报告中队长，顶好是把他们放掉。
但长官就是想把他们当八路军探子来处置，不管他们是还是不是。这样一来，他和他的中队就能记上
一功。我的建议给顶了回来。当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个临时扎起的笼子代替班房，把那两个孩子关
在里头。但士兵站岗的时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两个少年破笼而出，逃掉了。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追
出去。年纪小的一个给抓了回来，哥哥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第二天一大早，中队长怒气冲冲把全队人马召集到后院，命令立即当众处决这个孩子。在如火的阳光
下，被剥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个深坑边上。突然，中队长对我说：“用中国话给他作临终祈祷吧！”我
一直紧盯着这名长官，使劲忍住才没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过是一个不晓事的农家孩子，把他放了
吧！”一个强劲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着：“你不是一个传教士吗？你应该救这无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胆敢开口，失去理性的中队长和别的军官径直地就会把我当叛徒处置。我的脑子乱成一片，
全身颤抖着，按中队长的命令，像梦游一样磕磕绊绊走向那孩子，跪了下来。
昨天我审问他的时候，曾经向他保证：“你们没罪。我会尽量让他们放了你们。”这时，那孩子正怔
怔地望着我。我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用中国话告诉他：“我没权，救不了你了。我是个胆小鬼，我什么都
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祷。你要是信什么神，也向它祷告吧。”在这之前，他一直喊着“妈呀，妈呀
”。这时，他闭上眼睛，安静了下来。
中队长命令连里年岁最小的一个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个小兵端着枪站着，怎么也下
不了手。“看老子的！”一名军曹说着，一刀刺进少年裸露的前胸。那孩子的脸立刻变得惨白，鲜血从胸
腔喷涌而出。
直到今天，我依旧感到悲伤、感到罪孽深重。我忘不了那孩子鲜红的血。
二桥正夫72岁幼儿园院长沼津市
后记
这批信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经公布于世，立即引起争论。许多日本人怀着极度的不安致信《朝日
新闻》：“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恶迹翻腾出来？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别让我们把忘了的又都想
起来。”
《朝日新闻》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永泽道雄就这些抱怨作答。“无可讳言，”他在那两卷本的来信
汇编的后记中写道，“真正的勇敢是直面过去的错误。说到底，就算我们能够忘记这些事，别人也不会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