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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公元1004年，即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的澶州之战，是辽宋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辽宋关系从长期对抗走向和平相处的转折点。此战双方参战军队多达数十万，结果以订立“澶渊之盟”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上看是打成了平手。而在政治角度上，传统的观点认为：虽然北宋在战役初期处于守势，但由于在寇准为首的主战派领导下进行了顽强抵抗，使辽军在澶州一带难以前进。“宋真宗大胆地离开开封，率援兵赶到澶渊‘前线’，他的果敢行为使契丹慑服”⑴。“当宋真宗和寇准一行同往澶州途中时，契丹大将萧挞览在前线被宋军埋伏的床子弩射死，契丹士气大挫，加上孤军深入，开始有议和之意”⑵。尽管真宗急于讲和而答应了缴纳“岁币”的条件，但在辽朝的南下企图被完全挫败这一点上，仍然可说是一次成功的战役。
但是，从文献对澶州之战的过程、及战役前后双方状况的记载上看，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由于辽朝是该次战役的发起者和进攻者，本文就将着重从辽朝方面讨论澶州之战爆发的真正原因及其对后来局势的影响。（辽于圣宗统和元年改国号契丹，道宗咸雍二年恢复为辽，因习惯称谓缘故，本文均称其为辽朝。）
一．辽朝在战争中的求和行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隐藏在辽朝当权者心中的事情，自然不会在史料中得到明确记载，要知道这一目的，就必须从其战前战后的行为上入手分析。而在史料里对此战叙述最为详细的事情，莫过于议和的过程。
在谁先提出讲和的问题上，出于为本国辩护，辽宋双方史书各有各的说法。辽朝史料声称：“二十二年，宋使来聘，遗（王）继忠弧矢、鞭策及求和札子，……诏继忠与宋使相见，仍许讲和。”⑶ 而宋朝方面则记载：“是时王继忠为契丹请和，以书遗普，且置密表以请。”⑷“上发视之，即继忠状，具言‘……臣尝念昔岁而辞，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⑸ 由于宋朝的多部史书对辽方王继忠首先致书求和的过程记载甚详，乃至连密表内容都有叙述，而辽朝史料则对此一笔带过，故而相比之下宋朝方面“辽朝首先求和”的记载应较为可信。
根据宋朝史料记载，“初，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王继忠战败，为敌所获，即授以官，稍亲信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契丹母老，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只等言契丹主与母召至车帐前面授此书，戒令速至莫州送石帅，获报简即驰以还。”⑹ 也就是说，与传统“辽方讲和之意始于萧挞览澶州阵亡”的看法相反，辽朝早在进攻重镇瀛州，甚至可能在定州战斗之前就已经作出了和平的试探。而在此之后，“先是，王继忠得上手诏，即具奏俯石普以闻，言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丙午，上览其奏，谓辅臣曰：‘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乃复赐继忠手诏，许焉。……乃授（曹）利用合门祗候，假崇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又赐继忠手诏。”⑺ 尤其是曹利用途中经过王钦若镇守的天雄的时候，“孙全照疑契丹不诚，劝王钦若留之。契丹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继忠又与葛霸等书，令速达所奏。……继忠寻亦闻利用留天雄不行，复具奏，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⑻ 辽朝讲和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也说明辽方的和平请求是出自真心的，并非为了麻痹北宋。
按常理讲，在战争中主动进攻的一方在刚刚进入敌境时即发出和谈请求，且一再催促，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为什么辽朝却作出如此反常的举动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来进行思考：是否辽朝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靠这场战役打败北宋、掠夺土地和财富的念头，而仅仅是希望借此压迫宋朝讲和呢？对于这一点，从辽军在南下过程中采取的作战方式上可以更明显地发现其证据。
发生于公元1004年，即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的澶州之战，是辽宋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辽宋关系从长期对抗走向和平相处的转折点。此战双方参战军队多达数十万，结果以订立“澶渊之盟”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上看是打成了平手。而在政治角度上，传统的观点认为：虽然北宋在战役初期处于守势，但由于在寇准为首的主战派领导下进行了顽强抵抗，使辽军在澶州一带难以前进。“宋真宗大胆地离开开封，率援兵赶到澶渊‘前线’，他的果敢行为使契丹慑服”⑴。“当宋真宗和寇准一行同往澶州途中时，契丹大将萧挞览在前线被宋军埋伏的床子弩射死，契丹士气大挫，加上孤军深入，开始有议和之意”⑵。尽管真宗急于讲和而答应了缴纳“岁币”的条件，但在辽朝的南下企图被完全挫败这一点上，仍然可说是一次成功的战役。
但是，从文献对澶州之战的过程、及战役前后双方状况的记载上看，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由于辽朝是该次战役的发起者和进攻者，本文就将着重从辽朝方面讨论澶州之战爆发的真正原因及其对后来局势的影响。（辽于圣宗统和元年改国号契丹，道宗咸雍二年恢复为辽，因习惯称谓缘故，本文均称其为辽朝。）
一．辽朝在战争中的求和行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隐藏在辽朝当权者心中的事情，自然不会在史料中得到明确记载，要知道这一目的，就必须从其战前战后的行为上入手分析。而在史料里对此战叙述最为详细的事情，莫过于议和的过程。
在谁先提出讲和的问题上，出于为本国辩护，辽宋双方史书各有各的说法。辽朝史料声称：“二十二年，宋使来聘，遗（王）继忠弧矢、鞭策及求和札子，……诏继忠与宋使相见，仍许讲和。”⑶ 而宋朝方面则记载：“是时王继忠为契丹请和，以书遗普，且置密表以请。”⑷“上发视之，即继忠状，具言‘……臣尝念昔岁而辞，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⑸ 由于宋朝的多部史书对辽方王继忠首先致书求和的过程记载甚详，乃至连密表内容都有叙述，而辽朝史料则对此一笔带过，故而相比之下宋朝方面“辽朝首先求和”的记载应较为可信。
根据宋朝史料记载，“初，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王继忠战败，为敌所获，即授以官，稍亲信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契丹母老，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只等言契丹主与母召至车帐前面授此书，戒令速至莫州送石帅，获报简即驰以还。”⑹ 也就是说，与传统“辽方讲和之意始于萧挞览澶州阵亡”的看法相反，辽朝早在进攻重镇瀛州，甚至可能在定州战斗之前就已经作出了和平的试探。而在此之后，“先是，王继忠得上手诏，即具奏俯石普以闻，言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丙午，上览其奏，谓辅臣曰：‘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乃复赐继忠手诏，许焉。……乃授（曹）利用合门祗候，假崇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又赐继忠手诏。”⑺ 尤其是曹利用途中经过王钦若镇守的天雄的时候，“孙全照疑契丹不诚，劝王钦若留之。契丹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继忠又与葛霸等书，令速达所奏。……继忠寻亦闻利用留天雄不行，复具奏，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⑻ 辽朝讲和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也说明辽方的和平请求是出自真心的，并非为了麻痹北宋。
按常理讲，在战争中主动进攻的一方在刚刚进入敌境时即发出和谈请求，且一再催促，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为什么辽朝却作出如此反常的举动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来进行思考：是否辽朝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靠这场战役打败北宋、掠夺土地和财富的念头，而仅仅是希望借此压迫宋朝讲和呢？对于这一点，从辽军在南下过程中采取的作战方式上可以更明显地发现其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