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华庆

「多数人只偶尔注意到生命的恐怖，只有极少数由於内在生命力驱使而为之见证之人，才时时察觉其存在。在面对生命的恐怖之时，只有一种纾解的可能，亦即：与前此为生命恐怖见证的人联线。」
——卡内提( Elias Canetti )

在恐怖的时代，人们面对痛苦、暴力、虐杀及死亡，每一个经历都冲击著人类固有的理性逻辑，同时突破了人类诠释事件的能力。对事件中的群体而言，这足以构成极大的心创。当这些事件尚未能用人类理性去作充分理解之时，我们要以甚麼方法反映诸种恐怖的经历？见证文学似乎带来了启示，它们己成为当代反映恐怖历史事件的重要主题及形式。见证所刻录的，是人类尚未能用记忆去全然了解而又未尽完整的人类知识。然而，相当吊诡，见证并不是为历史事件作全然的、纯粹的立论声明，同时亦不是对事件作完整的记录，它所处理的是一种「言说行动」( Speech act )。费修珊( Shoshana Felman )在《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一书中指出，「在见证中，语言经过不断的行进与审判，永远无法掌握决断的结论、无法确定具体的判决、无法达到透明了然的知识」。由此得知，见证指涉著费修珊所言的「迂回的实践过程」——一种指陈历史的行动及影响而非作出一个总体之结论。因此，见证在在是一个「审判的故事」。

在日本漫画家浦泽直树的作品《Monster》中，我们尤可体认见证即为「审判的故事」的见证文学逻辑。或许，当我们发现《Monster》里面的场景调度不是读者易於掌握的漫画类型时，实因为故事( 以见证串连 )的行进，乃再现了费修珊所指的「迂回的实践过程」。为了探讨见证之重要性及其作用，我们先由《Monster》故事之始说起。

天马的见证

故事的发展由天才脑科医师天马( Tenma )忽视院长命令而救了头部中枪受伤的男孩约翰( Johan )开始。手术完成不久，院长与两名医院医生离奇死亡。另一方面，约翰与妹妹妮娜( Nina )又离奇失踪。事件虽扑朔迷离，但负责案件的伦克警官( Lunge )却怀疑天马与院长及两名医生的死亡有关，唯案件在没有太多线索下不了了之。九年后，天马的病人又再离奇失踪，情况与九年前的事件十分相似，於是，天马决定追踪病人的踪迹。令天马十分意想不到，失踪的病人竟被天马九年前救活的男孩约翰枪杀。於是天马开始追查约翰的来历，以补偿救活「恶魔」的内疚。就在这种不幸的巧遇下，天马成为涉及约翰的恐怖事件的见证者。

虽然，乍看之下，天马是为了补偿救活「恶魔」的内疚而追查约翰的底蕴，甚至狠下决心，在时机许可下要手刃「恶魔」，但实际上，追踪约翰是出於他身为见证者的奇妙责任。艾礼‧魏索( Elie Wiesel )曾指出：「如果任何他人能写我的故事，我就不会写下这些故事。」见证者之所以作出见证，是出於证人的责无旁贷，所以费修珊指出，「见证即意味著承担责任所带来的孤寂，承担孤寂所带来的责任」。换言之，天马追踪约翰一方面代表他承担起孤寂，另一方面亦表示天马处於责任的承诺下。倘若我们把天马的责任放置於费修珊的见证逻辑之上时，天马的责任便不纯粹是手刃「恶魔」，因为这原因并不能满足见证之责任，确切而言，这个以孤独作成本的责任应解读成前文所说的「言说行动」。「言说行动」本身与孤独的关系是一种吊诡的关系，因为恐怖事件( 心创 )必须透过证人凌驾孤独进而去为他人言说，所以恰如费修珊所说，「见证是超越证人本身的更大视野」。因此，《Monster》并不是天马追杀约翰的故事，而是天马为约翰的经历作证、为约翰言说、书写的「迂回的实践过程」。

事实上，天马「为他人言说」的故事铺叙方式，是《Monster》最巧妙的故事安排，因为故事之始虽然带出约翰杀人的暴力现实，但鉴於天马在言说过程前并未得知事件之来龙去脉，令约翰的人格变得扑朔迷离，所以出於约翰的「未定性」，故事便有了条件去推演「面对真理的逐步进程」。透过天马的「言说行动」去探索约翰( 或是恶之所在 )的经历，令故事得以出现更多峰回路转的变化及带出更多超出理性( 或想像 )的片段、历史或记忆。至此，天马的责任又多了一重，便是辅助审判，去为尚未确然了解的、有待质疑的事件作出判决之辅助。因此，在《Monster》一、二集中，浦泽老师已凿出了「审判的故事」的痕迹。

费修珊指出，见证角色的特别之处不仅在於证人被意外追索而责无旁贷，更由於他甘愿去追索这个意外。为了解除目击杀人所带来的束缚、震撼，天马选择了追索这个意外。然而，天马的追索过程并不平坦，天马必须经由惊吓或是突破本身的理性，易言之，是深入黑暗才能言说，才能紧紧追迫一连串无法理解的事件。天马怎样才能逼近及言说黑暗？黑暗在天马心目中必然涉及死亡的意象，这个联系与天马的职业有密切关系。天马作为一个天才医生，救人是最为重要的责任。对他而言，谋杀在在颠覆了医生的职责及理念，因此，目击死亡、谋杀最容易令其茫然失措及感受到「失去方向所带来的恐慌」。所以，天马必须怀著勇气去面对死亡、暴力，唯有这样子才能使「知识的搁浅」( 不能书写的惊栗状况 )得到解脱，才能延续「面对真理的逐步进程」。换言之，天马的见证就是暴力的不断升级，死亡的不断推展。最终，天马才能够见证约翰那种「失去名字的孤独感觉」。

见证之外的见证

约翰为什麼成为一个「恶魔」是天马见证之关键。虽然天马透过亲身目击、其他证人之记叙( 如渥夫将军 )和辗转流传到他手上的证据( 如照片 )而开始把约翰的经历作出重塑。然而，故事所见，天马的见证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心创事件，易言之，天马所得到的片段都是凌乱和非整体的。因此，浦泽老师加入了妮娜的「自觉见证」，和更多证人的记叙( 诸如渥夫将军、葛利马，甚至是艾花、迪达等 )，从而使天马的见证与各证人的见证拼合成形。举故事的内容为例，波拿帕特的童话故事——「没有名字的怪物」，便是透过妮娜的自觉见证才令整个故事得以「生还」，从而展现出故事对约翰的创伤。

笔者认为，以上的铺排手法至少可见两个特别之处。其一是铺排手法类似於文学作品之插叙，即在天马的见证之外加入更多重要的事件，完满了天马见证之不足，之后再回到天马的主线上。第二个特别之处其实是其一的后续推演，即透过插叙显示了天马并不能全然了解事件，同时亦反映了每个证人的独特言说及孤独。如是者，证人无法互相交换见证体验的处理手法，清楚地印证了费修珊所指的「见证不能对事件作完整的记录，它所处理的是一种『言说行动』，而不是单纯的立论声明」的论点。

从这个角度剖析，《Monster》中的暴力及恐怖都超越了角色的诠释能力，所以故事不但重复运用插叙手法，同时亦突出了故事的流程是证人言说的拼贴。

见证、存在与理性

前文曾指出，当约翰与妹妹妮娜离奇失踪后，约翰的行踪便成为一个迷。九年后，天马再遇上约翰，但目击者只有天马一人，所以天马无力反驳嫌疑犯的罪名，只有无力地向负责案件的伦克说出他的所知所见。当故事继续推演下去，天马的「逃亡」更彷如向警方认了罪，这个令天马「有罪」的铺排做法在故事中十分重要，因为这个人物设定否定了约翰的存在——约翰被视为天马捏造的人物。之后，约翰更被伦克视为天马的第二个人格：

因此，前文指出天马为约翰的经历作证、为约翰言说的「迂回的实践过程」便可以由另一角度看作是天马为约翰言说其心创经历以反映其实际存在的故事。

《Monster》中，故事人物多次指出，只要证实约翰的存在便可证明天马的清白：

见证、存在与理性

前文曾指出，当约翰与妹妹妮娜离奇失踪后，约翰的行踪便成为一个迷。九年后，天马再遇上约翰，但目击者只有天马一人，所以天马无力反驳嫌疑犯的罪名，只有无力地向负责案件的伦克说出他的所知所见。当故事继续推演下去，天马的「逃亡」更彷如向警方认了罪，这个令天马「有罪」的铺排做法在故事中十分重要，因为这个人物设定否定了约翰的存在——约翰被视为天马捏造的人物。之后，约翰更被伦克视为天马的第二个人格：

因此，前文指出天马为约翰的经历作证、为约翰言说的「迂回的实践过程」便可以由另一角度看作是天马为约翰言说其心创经历以反映其实际存在的故事。

《Monster》中，故事人物多次指出，只要证实约翰的存在便可证明天马的清白�

但对於天马而言，清白并不重要，最重要是证明约翰的存在�

但对於天马而言，清白并不重要，最重要是证明约翰的存在�

因为只有证明约翰的存在及约翰经历之心创，才能够阻止恐怖事件的再次发生。所以，不仅是天马，妮娜、葛利马等证人都尽力记录约翰、报导约翰，指明约翰的存在确有其事。

卡缪在其著作《瘟疫》中写道：「对有些人来说，瘟疫的爆发非比寻常：对其他人来说，却是极易置信之事」。看罢这句说话，我们应该要问：甚麼事情才会令人感到非比寻常？非比寻常的感觉往往是我们与陌生相遇，同时，非比寻常的感觉还伴随著固有经验和思维的彻底崩解，而这个崩解必然超出个人理解，甚至是承认的能力。因此，在《Monster》中，要证明约翰的存在便必须要令那群固执己见的否定事实论者彻底觉悟过来，令非比寻常变得极易置信。於是乎，故事中的伦克警官出现觉悟，便象徵了否定论者对现实作出真正的承认。

事实上，伦克的角色在故事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源於他的身份变化。这个变化，可从天马拯救了伦克的往后故事发展中窥知一二。此事不久，伦克开始休假，休假对伦克而言有很强的象徵性，因为它代表伦克撇开了警察的身份，同时代表伦克撇开了身为警察所执著的理性思维，换言之，他能够逃离固有的理性假设框架，了解到事情不是必然的，更不能以自我否定去否认事情的可能性。我们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伦克的一句话：「怀疑最不想怀疑的人」，便能了解到伦克的变化。这句话正正代表了伦克开始怀疑以往最不想怀疑的人——约翰，怀疑约翰的存在是确有其事。

见证与救赎

其实，再深入探讨《Monster》的话，约翰的存在不仅是证人言说( 书写 )他的心创之记录( 记忆都被孤儿院时期的精神改造所剥夺，同时仅存的记忆竟然来自见证妮娜的恐怖经历 )。约翰的经历甚至还能代表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Monster》的时代背景处於1986至1995年间，故事涉及了柏林围墙倒塌、东西德合并及新纳粹等的德国社会敏感题材。或许，浦泽老师的《Monster》正代喻了整个纳粹时期的恐慌以及对纳粹的恐怖想像。

关於纳粹时期的历史，我们虽然有大量的历史书籍去陈明，但正如俄国著名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言，「我们虽有全部的答案」，「但不知道问题是甚麼」。究竟，纳粹，或是如浦泽老师在《Monster》中指出的「后纳粹」，所造成的影响是甚麼？受害者的问题在哪？这些问题似乎都是我们未能完全掌握的部份。然而，正如费修珊与劳德瑞於《见证的危机》中探讨文学与见证关系之分析时所指出的，文学是呼唤我们对未明问题的探讨及注视。藉著文学作品的见证，我们试图对旧有的历史情境作出深思，令我们明白旧有的参考座标已无法全然解释当代的文化及历史概念。

当然，我们很难猜测浦泽老师的写作意图，但在浦泽老师的《Monster》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他下了不少功夫，希望我们对纳粹所带来的问题作更深入的反省。以《Monster》中的见证者为例，他们的见证都象喻了对恐怖的记录。尽管约翰把知道事件的人逐一杀死，令心创的历史似乎成为一个泯没的事件，但透过见证者的「言说行动」，心创得以生还，使「历史的伤痛在周遭见证不死」。透过见证，这些心创经历得以保留下来，令我们铭记这类精神改造( 纳粹的种族清洗 )的危害性。易言之，浦泽老师希望透过《Monster》以暴露我们对纳粹恐怖的无知。同时，浦泽老师的作品提供了一个空间，「让未定案的历史事件继续被讨论、被争论、被诠释。」因此，某程度上，《Monster》就是一部挽救记忆的作品，一本类似卡缪《瘟疫》的医疗文学，具有神秘的「救赎层面」。

费修珊在分析卡缪《瘟疫》的李尔医师时，有这样的见解：「由於医师的工作乃与死亡作职业性的抗争，他的见证必然同时为对瘟疫的抵抗与对生命记忆的护存。一如医师想要护存生命，李尔以历史学家之姿想要护存事件。在从瘟疫解脱出来后的遗忘性欢庆之际，李尔见证了群众如何迅速忘却了历史的大屠杀，而决定要『纂集他的编年史』，以从遗忘性的死亡中挽救生还的证据，挽救验知生还代价的证据。」有趣的是，《Monster》亦是以医师为主要的见证人，若按照费修珊以医师见证分析《瘟疫》之方法，代入《Monster》的天马医师一角，那麼我们也会明白，《Monster》的故事其实是为了捕捉一些我们从恐怖解脱后的遗忘性事件。

亲身见证

最后，借费修珊的一段话作结，「医生的角色……似乎提示了见证之责与证人之力，象徵著治疗复健的功用与过程。但是医师的角色也提醒我们：促使世界急切需要证人，激发证人责无旁贷的，基本上是一种真实的或象徵恶疾的丑闻。」此刻，我们须紧记，只有透过见证( 不能假装甚麼事也没有发生 )及言说( 书写 )，我们才能从心创中重生。只有见证不断进行，才能令曾经历恐怖的人解脱，重获生命。同样地，亦只有透过见证重演恐怖，我们才能制止恐怖的发生。这便是见证之最终作用。


参考书目：

1. 浦泽直树：《Monster》。香港：文化传信。第1至18集。
2. 费修珊、劳德瑞著，刘裘蒂译：《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台湾：麦田出版社，1997。
3. 沙特、卡缪著，何欣译：《从存在主义观点论文学》。台北：环宇出版社，1971。


文章摘自《字花》第8期，2007年6月至7月号。


http://hi.baidu.com/lnoane/blog/item/3a73208f816da7ebf01f3688.html

这文还真长�

不好意思

5楼发错了，麻烦吧主删去5楼

谢谢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