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夏天，从湘江之畔刮来的“超级女声”风暴，席卷整个中国，终于尘埃落定。一档娱乐节目，为什么会牵动千百万人心，让大家如痴如醉，据说是因为在中国试验了一把“娱乐民主”：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短信投票，决定每一场结局。有评论热烈地称赞这一“超女民主”，视之为中国民主一次大规模的沙盘预演。
“超女民主”是一种民粹式民主
在“超女”评选中，歌迷们的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参与和组织热情，短信投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每场的结局。不过，假如因此将“超级女声”想象为一场民主的预演，未免有点无稽之谈。
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一样，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民主一旦被理想化、乌托邦化，就会被化约为某种简单的东西，比如民众意志、全民投票等。的确，在许多中国人观念里面，民主就是一种投票政治，仿佛老百姓只要拥有了投票权，人民的意志就因此实现了。于是，“超级女声”稍稍玩弄了一下短信投票，马上被赋予了“娱乐民主”的崇高价值。
我要说的是，以投票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一种民意至上的虚幻感，以此实现主办方隐秘的权力意志和商业欲望。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超级女声”中的几大疑点。
首先，民主不仅体现为公众投票，而且公众投票拥有直接的、最后的决定权，以此体现人民意志的至高无上性。“超级女声”的竞赛规则是：由评委和短信投票分别选出两位最差的选手，上PK台决斗，最后由大众评审团投票决定其中一人落选。在这一规则中，所谓的公众直选，其作用只占三分之一，且不具最后决定性。而掌握了核心权力的，是那个面目暧昧的大众评审团。其性质与其说是民意的“代议士”，倒不如说是代表制。因为这35个关键人选，并非由民意决定，而是由主办方幕后遴选。常识告诉我们，被谁选出，对谁负责。于是，数百万短信投票所体现的民意，最后终究要由这些代表了主办方意志的“大众评审团”来集中，好一个漂亮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不仅仅是投票
第二，比投票更重要的是，民主还必须拥有一套公开的、透明的稳定程序。法定规则只能在事先的“无知之幕”下讨论产生，一经确定，不能因人为的意志（无论其来自长官还是民众）轻易改变。前述的“超级女声”通行规则，到最后决赛时，被莫名其妙地改变，由原来羞羞答答的“半民主”，变为“全民主”，完全由短信选票决出前三名。从实质正义来看，似乎是进步，好像彻底体现了民意。但从程序正义而言，属于违法。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站出来质疑主办方对规则的任意改变，包括被剥夺了资格的三位评委和35位大众评审团成员。这只能印证了眼下大红大紫的施米特理论：这次竞赛的“主权者”，不是短信所体现的民意，也不是评委或大众评审团，前者是被利用的，后者是被御用的。真正的“主权者”，正是可以任意改变规则、解释规则的主办方———其在“紧急的例外情况下”拥有重新制订规则的至高无上的“决断权”。
“超女民主”缺少公众的自由讨论
第三，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投票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公众的自由讨论。“超级女声”中惟一的公共讨论，是代表专家意见的评委现场点评。在初赛阶段，评委尚可自由地发表意见，越到后来，迫于民意的强大压力，评委们个个噤若寒蝉，只有赞美的份儿。到了最后的决赛，连这一可怜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当一种民主，容不得异己，容不得批评，只许欢呼、只许歌颂的时候，那就是暴政了，那就是从约翰·密尔到托克维尔一直警惕的“多数人的暴政”。欢呼式的民主、赞美式的民主，是缺乏合法性的民主。
最后，大众时代的民主应该是不设门槛的，一个人不能因为其贫穷而被剥夺投票的权利。“超级女声”投票的门槛何其之高，平时一毛钱的短信，竟然被抬高到一元钱。表面上“超女”的投票是平等的，但其背后充满了金钱的元素，囊中羞涩的广大民众，不得不考虑参与的成本，而对于有钱者来说，可以一掷千金买卡买票，用金钱影响选举的结果。不是有报道说，某大款一口气出资50万元，买手机卡去投票吗？
投票本身不是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真正的民主除了投票之外，还要有透明的程序、平等的权利、自由的讨论、对异己的尊重以及超越一切个人意志的公正规则。这一切的一切，正是“超女民主”所匮乏的。
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式民主正是权力意志的最好掩护。
原文链接如下
“超女民主”是一种民粹式民主
在“超女”评选中，歌迷们的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参与和组织热情，短信投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每场的结局。不过，假如因此将“超级女声”想象为一场民主的预演，未免有点无稽之谈。
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一样，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民主一旦被理想化、乌托邦化，就会被化约为某种简单的东西，比如民众意志、全民投票等。的确，在许多中国人观念里面，民主就是一种投票政治，仿佛老百姓只要拥有了投票权，人民的意志就因此实现了。于是，“超级女声”稍稍玩弄了一下短信投票，马上被赋予了“娱乐民主”的崇高价值。
我要说的是，以投票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一种民意至上的虚幻感，以此实现主办方隐秘的权力意志和商业欲望。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超级女声”中的几大疑点。
首先，民主不仅体现为公众投票，而且公众投票拥有直接的、最后的决定权，以此体现人民意志的至高无上性。“超级女声”的竞赛规则是：由评委和短信投票分别选出两位最差的选手，上PK台决斗，最后由大众评审团投票决定其中一人落选。在这一规则中，所谓的公众直选，其作用只占三分之一，且不具最后决定性。而掌握了核心权力的，是那个面目暧昧的大众评审团。其性质与其说是民意的“代议士”，倒不如说是代表制。因为这35个关键人选，并非由民意决定，而是由主办方幕后遴选。常识告诉我们，被谁选出，对谁负责。于是，数百万短信投票所体现的民意，最后终究要由这些代表了主办方意志的“大众评审团”来集中，好一个漂亮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不仅仅是投票
第二，比投票更重要的是，民主还必须拥有一套公开的、透明的稳定程序。法定规则只能在事先的“无知之幕”下讨论产生，一经确定，不能因人为的意志（无论其来自长官还是民众）轻易改变。前述的“超级女声”通行规则，到最后决赛时，被莫名其妙地改变，由原来羞羞答答的“半民主”，变为“全民主”，完全由短信选票决出前三名。从实质正义来看，似乎是进步，好像彻底体现了民意。但从程序正义而言，属于违法。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站出来质疑主办方对规则的任意改变，包括被剥夺了资格的三位评委和35位大众评审团成员。这只能印证了眼下大红大紫的施米特理论：这次竞赛的“主权者”，不是短信所体现的民意，也不是评委或大众评审团，前者是被利用的，后者是被御用的。真正的“主权者”，正是可以任意改变规则、解释规则的主办方———其在“紧急的例外情况下”拥有重新制订规则的至高无上的“决断权”。
“超女民主”缺少公众的自由讨论
第三，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投票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公众的自由讨论。“超级女声”中惟一的公共讨论，是代表专家意见的评委现场点评。在初赛阶段，评委尚可自由地发表意见，越到后来，迫于民意的强大压力，评委们个个噤若寒蝉，只有赞美的份儿。到了最后的决赛，连这一可怜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当一种民主，容不得异己，容不得批评，只许欢呼、只许歌颂的时候，那就是暴政了，那就是从约翰·密尔到托克维尔一直警惕的“多数人的暴政”。欢呼式的民主、赞美式的民主，是缺乏合法性的民主。
最后，大众时代的民主应该是不设门槛的，一个人不能因为其贫穷而被剥夺投票的权利。“超级女声”投票的门槛何其之高，平时一毛钱的短信，竟然被抬高到一元钱。表面上“超女”的投票是平等的，但其背后充满了金钱的元素，囊中羞涩的广大民众，不得不考虑参与的成本，而对于有钱者来说，可以一掷千金买卡买票，用金钱影响选举的结果。不是有报道说，某大款一口气出资50万元，买手机卡去投票吗？
投票本身不是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真正的民主除了投票之外，还要有透明的程序、平等的权利、自由的讨论、对异己的尊重以及超越一切个人意志的公正规则。这一切的一切，正是“超女民主”所匮乏的。
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式民主正是权力意志的最好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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