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三年(也就是斯大林在位期间)，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 —也就是每八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受到迫害，考虑到当时家庭的规模，这意味着几乎没有家庭能够完全免受迫害;仅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至少有六十八万人因为 “危害国家罪 ”被枪决。这两年，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一百一十九万增至一百八十八万(不包括至少十四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同期，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中，一百零二人遭枪决;此外，还有 56%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七百六十七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上)，四百一十二名被枪决。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有多少黑暗中的泪水、痛苦、挣扎、恐惧与绝望。
即使一个人能够免受直接迫害，这庞大的被镇压队伍也足以令整个社会充满恐惧。当一句话、一封信、一次会面足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奇怪猜忌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底色 —人们不再敢于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情感，“耳语 ”成了私人生活中最常见的交流方式，甚至，“耳语 ”都常常是一种奢侈，“闭嘴 ”成了唯一的求生策略。天空中飘浮着 “大同世界 ”的标语，大地上发生的却是友爱的凋零与美德的朽坏。招贴画上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对应着一个沉默而颤抖的社会。《一九八四》不在一九八四，在一九三七。
即使一个人能够免受直接迫害，这庞大的被镇压队伍也足以令整个社会充满恐惧。当一句话、一封信、一次会面足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奇怪猜忌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底色 —人们不再敢于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情感，“耳语 ”成了私人生活中最常见的交流方式，甚至，“耳语 ”都常常是一种奢侈，“闭嘴 ”成了唯一的求生策略。天空中飘浮着 “大同世界 ”的标语，大地上发生的却是友爱的凋零与美德的朽坏。招贴画上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对应着一个沉默而颤抖的社会。《一九八四》不在一九八四，在一九三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