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中秋，我拎了月饼照例去桐乡康复医院探望丰桂老师。丰桂老师当时已九十三岁高龄，腿脚不便，只能躺在床上，看到有人来，她出神地望着我。我给她打招呼，她还是呆呆地望着我，任凭我怎样介绍自己，她已完全不认识了。护士小姐在一旁也帮忙大声叫我的名字，她还是没有回忆起来。我想大概是老人听力不好，便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让她辨认，护士小姐帮忙拿来放大镜，她看后还是摇摇头。这时我突然想起对她提缘缘堂。我大声地冲着她的耳朵喊：“缘缘堂。”她听到这三个字，嘴里跟着重复了一遍，眉宇迅速舒展开来，眼睛里有了亮光。
　　丰桂是丰子恺先生的堂侄女，自幼生活在丰家的老屋惇德堂，经常和子恺先生的几个子女在一起玩。以往每次去探望她，她总会忆起往年旧事，恺叔长恺叔短地为我述说惇德堂的过去，看得出，那份幸福写在脸上。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没有外出逃难，见证了缘缘堂被炸毁的场景。一九八五年，缘缘堂重建并对外开放，丰桂是主要的参与者，并负责为游客讲解。毕竟她比较熟悉丰子恺，游客们都很羡慕她，她每次也都讲得很是真实生动，特别是提到缘缘堂的焦门，她的语调既沉重又充满了自豪。

　　一九三三年春，丰子恺用自己的稿费在石门建造了缘缘堂，只平静生活了短短几年光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就开始轰炸石门，丰子恺正在二楼画《漫画日本侵华史》。对于日军的来势汹汹，他担心自己懂得日语将沦为汉奸，决定不当亡国奴，便走上了逃难之路。他带领全家老少十一口人到达江西萍乡时，接到了好友裘梦痕从上海寄来的信件，说缘缘堂被炸毁了。缘缘堂究竟几时被炸的，虽然丰桂没有离开石门，毕竟那时年龄还小，没有记下具体的日期。
　　据《石门镇志》文字记载：“十一月六日，日机空袭石门湾，投弹数十枚，并低空机枪扫射，群众死亡百余人。”后来听健在的老人讲，不久日机又来了，石门被炸成了一片火海，烧了好几天，很多老建筑全部坍塌。就在缘缘堂被烧毁之前，有亲友代为抢出部分书稿。后来这些书稿得以出版，丰子恺在《劫后画集》序言中有一段记述：“日寇侵华，二十六年冬以迂回战术犯我故乡石门湾。……奏凯归来，亟返故乡，而故居缘缘堂已由焦土变为草原，昔年欢聚之处，野生树木高数丈矣！”

　　等炮火稍息，丰桂的父亲丰嘉麟也来到了缘缘堂。此时缘缘堂已成断壁残垣，很多木板还冒着浓烟，缘缘堂的大门也倒在了地上，冒着烟。这扇大门是银杏木做的，外面包了一层洋铅皮，正面扑地，背面已被烤焦。丰嘉麟觉得此门还可以派用场，便和家人把木板清理干净放在了自家二楼上。等到缘缘堂重建时，丰桂突然想起父亲当年抢出的那扇大门。
　　时隔四十八年，历经战火洗礼的焦门在重建的缘缘堂再次竖立起来。二〇〇八年，为了保护这件缘缘堂珍贵的原物，丰子恺纪念馆又重新制作了新的大门，焦门则被放置在大门内的南墙上，外面罩了层玻璃。玻璃上贴着一行说明文字：“此为缘缘堂原物，1937年11月毁于日军炮火。焦门由丰子恺的堂兄丰嘉麟保存并捐赠。”

　　缘缘堂自重建后曾接待了无数来访的游客，很多人都会在这扇焦门前伫立良久。焦门炭黑斑驳的裂痕犹如一道道屈辱的伤疤，牢牢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眼前仿佛浮现出滚滚狼烟中这扇大门扑通倒下的那一幕。日本学者木村昌一一九八七年来访时看到焦门，流下了眼泪，并深深鞠了一躬。回到日本后他撰文《重建缘缘堂访问记》，发表在日本《东方》杂志上。
　　在我最后一次拜访丰桂老师两个月后，她离开了我们，也暂别了缘缘堂。但他们全家所保护的那扇焦门却永远挺立在这座重建的江南庭院里。焦门在游客的心中是一扇了解丰子恺人生和艺术的大门，而对于缘缘堂，它更像一座纪念碑，见证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和那段烽火岁月的沧桑变迁。

露出云层的群山似岛屿般一簇簇一抹抹的悬浮着。

在别人的帖子灌水我都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