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夏商西周兵制 
　　夏朝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国家及其军队从此产生，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出现。经商至西周，奴隶社会的军事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夏朝的军事制度 这一时期史料缺乏。据《尚书□甘誓》记载，夏王控制军队，其下有“六事之人”，可能表明夏王辖有分工不同的人员。这时已有战车，车上的成员区分为左、右、御。对作战人员还有奖惩规定。可见，随着国家及其军队的产生，出现了组织和管理军队的一些制度。 
　　 
　　商朝的军事制度 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 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 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姘，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亚”、“马”、“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後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徵兵)，一次徵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 1万人的。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臿” (《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虚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 
　　 
　　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於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见图)。 
　　 
　　西周的军事制度 在沿袭商制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周初，王室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军权集中於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尚书□牧誓》)等官职，仍不分文武。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一般须听从周天子调遣。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战事则往往倚重一些诸侯国和贵族大臣的军队。 
　　 
　　西周军队的士卒均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金文中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记载(《禹鼎》、《舀壶》)，表明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是师。但是，《周礼□夏官》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在金文和其他古籍中则未见有此类记载，据以推断，西周军队中可能不存在军的建制，也难於有这样规整的组织体系。 
　　 
　　西周军队的主要兵种是车兵。战车一般由 4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 3人，随车有徒卒，一般12人，车驰卒奔，簇拥前进。兵器仍用青铜制造，但比商朝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兼备戈、矛功能的戟和可刺可斩，便於近战的短剑。甲胄、干盾用皮革制成，缀以青铜泡，更为轻便，并增强了防护力。战马也装备了护甲。还规定有战前检查武器装备的措施。战斗中已采用旌旗金鼓指挥，要求行列整齐，攻伐协调，进退一致。注意了不轻易杀降和掳掠。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对西周建立强大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後世的军事制度也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