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它揭开中国衰世的序幕，让中国用了一千多年都再没能缓过这口气儿。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代。
我读格律诗，最爱读唐人所作。纵然后世律诗亦有佳篇，但总没有唐代来得浩瀚坦荡，生机勃勃。
今天听沙老讲五言律诗。讲得不多，仅五首，但首首都是经典，以小见大。
我们有我们的现代诗，而唐人的现代诗，就是我们所称的格律诗。格律诗的出现，不仅促进了诗歌的普及和进一步求精，而且它内藏的对称与平衡观念，影响了中国建筑、中国音乐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格律诗奇迹般地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千二百多年，它渗透了炎黄子孙的骨血，渗透了华夏每一寸土地。这在全世界是独一份，而我坚信，它还会继续活跃下去。
《题大庾岭北驿》，作者宋之问。宋之问真的是一个奇葩的诗人，他写诗讨好武则天想要爬上龙床，却因为自己口臭引得武不喜。武死后，她的男宠张易之第一个就把宋之问远远地流放到了广西。宋之问还走一路写一路，后面跟着一群抄诗的书生。
唐代有一个城市建设，那就是在酒肆、茶馆、旅店、寺庙……只要是能想到的地方，都有一块题诗板。你喝醉了，挥毫写一首诗；你走累了，挥毫写一首诗；你觉得店小二服务态度不好也可以写首诗；你觉得这间铺子的丝绸卖得贵了也可以写首诗……你是忠臣也好，佞贼也罢；你是布衣也好，强盗也罢，写了诗，写了好诗，那就值得传抄。《次北固山下》，作者王湾。他的生平已不可考，但这首诗，却被当朝宰相亲手书写挂在办公室里。谁知道王湾家室如何？为人如何？官职如何？政治和诗歌，在唐代那是两码事。
李白曾写过《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如果没有这首诗，我简直不敢相信历史上曾有这样的人:高学识高修养，却在年轻时放弃做官机会，白首是仍高卧不出，天天饮酒至醉，宁肯侍弄花草也不侍奉君王。高山安可仰啊！我也只能徒此揖清芬了。我没有一亩三分地，没有资本合则留不合则去。心向往之的那个时代，终归是过去了。
考试的时候，写这些隐士的高洁品质，我总是嗤之以鼻，觉得答案与真相是相悖的。但是听沙老生动的讲解，我突然发现，就该这样。就该这样！中国人应当有的精神，清洁的精神。
一个时代的人反映了一种文化。诗人教我们怎样说话，诗教我们怎样做人。
我看唐代，看到的是大气，是正气，是吐纳从容的宽广胸襟。这是唐以后，都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