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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谁家孩子谁抱，18万亿地方债已经摆上案板等待处置了。
43号文到底暗藏了什么?
弦外之音往往比字面意思更为重要，43号文暗含了什么？
第一，市长们被削权了。
过去很多市长也做市场，房地产与卖地收入是第一大资金来源，城投债、地方融资平台是关键经营平台。客观讲，这种市级竞争机制促进各地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基建上大干快上，对经济发展起了不小的正面促进作用。
但是，随着大、中、小城市基本建设趋于尾声，各大行业趋于产能过剩，生产力红利日趋减少，未来的发展主要要靠产业升级、科技创富，这是前期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方式所不能解决的，市长们也无能为力；同时，越来越高的地方债务带来的风险正在日益增大，卖地收入难以为继，市长们为了创造GDP而继续加大资本投入必将导致债务风险爆炸。
当市长搞经济弊大于利的时候，其历史使命必将走向终结。
第二，地方政府“三元化”裂变。
过去地方政府的职能可以看作是三个组成部分，部分管理与服务职能，主要是经典的行政职能，如公安、社保，也就是“小政府”；部分事业单位职能，如教育、医疗，也就是中政府；还有部分大政府，如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未来的裂变方向是这三种身份分裂，完善小政府相关职能，事业单位部分企业化、部分政府化，而大政府的智能尽量都市场化。
这种身份的变化影响至深，难度极大，为历朝历代所头疼。因为，中央和地方向来是竞合关系，如果地方尾大不掉终成诸侯，如果地方无利则发展动力不足，精英阶层何必当官？所以经常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所以，以个人判断，大、中、小政府的职能要划分清晰，是为了科学管理；同时，也必须提升相关官员、国企高管的薪资待遇，并建立类似欧美的“旋转门”——反腐在先，制度化其次，最后就是等效的激励措施。
但是，仅就地方行政长官来说，其权利被削除之大，也可能是中国自秦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考虑到纪委将有上一级派驻，其权利所剩更少）。最终，市一级政府将形成行政权（市长）、地方国有企业CEO（含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新型PPP混合所有制企业）、地方纪委法院、地方国资委（或由省一级管理）等近乎并立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与省、部、央企结构类似，是一种更为现代化的结构。
第三，中央政府收权，或对应发放数万亿特别国债、基金。
自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已经对财权部分上收，跑部钱进、区域调剂皆需以此为基础；但是，接下来，地方政府失去了地方融资平台的扩张大权，土地出让收入又减少了（相对与经济增速，未必是绝对值），自然应该管理的事情也不能那么多了——削权与减事要结合。
所以，你看到，近期围绕棚户区建设，以国家信用为之背书，这等于把地方债务、权责一起移交中央，是为乾坤大挪移（所谓公益性支出）；同时，未来教育、医疗等各项支出亦将不同程度由中央垂直管理与地方管理结合（所谓事业型支出）；而社保、环保等可能与当地税收更直接的挂钩，市长由“投资发展城市”变为“运营服务城市”，市长经济体制不复成为主流。
同时，目前诸多存量债务仅靠地方政府也不可能自己消化完成，势必需要重要做统一的制度安排。中央对其中具有公益性的、将来属于中央的债务进行彻底剥离，发行特别国债打包处理，以中央信用偿还可能是最佳选择；而对于那些明确应属于地方属性的，部分通过地方AMC处理掉，部分将来有省一级政府统筹，量力为出。
究其根本就是诸多县市长对于发展经济已经没有太大助力（直辖市、单列市等情况有所不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
后续连锁影响有多大？
所以，我们看到，43号文本身的影响或许没那么大，但是背后的连锁反应还会有很多，是窥探后续改革的窗口。我们简单推演后包括：
债务拆弹。中国过去这些年，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埋藏了很多炸弹，或者说堰塞湖，地方政府18万亿的债务无疑是最大的，这次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要拆弹。拆弹后，公益性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市场性的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
财政体制改革与事权转移。地方财权上收，公益性事权上收后，地方小政府化，地方企业公私合营，财政体制亦将配套改革。如资源税、环境税、房地产税等都有鲜明区域特色。
条大于块。以部委、央企为代表的条条，将会日益强于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块块，未来央企、地方国企的作用不是要弱化而是要强化。
行政等级缩减。中国的很多为题都是由于国家太大造成的，过往多达16级的管理体制是问题核心，现在，行政等级有望缩减到国家、省部直辖市与央企、县市与地方国企、镇、村等五级，这将近乎于汉唐时期，管理效率有望明显提升。
同级半径扩大与简政放权。当然，这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同一级的管理半径太大，难以横向沟通，这就需要：第一，简政放权，把很多市场可以做好的放给市场，仅仅做监管者；第二，成立类似中央的小组制，或者叫参谋长联席会议制，不能只有群策群力但没人负责；第三，要加强群众参政议政，有些地方必须要民众自决，这点可能最难。
省部、县市、村镇智能重新定位。在过去这些年，省一级的职能总体上是在弱化的，因为它财权在上，事权在下，人事权也不够明朗；当省一级直管县之后，且上收市一级发债权之后，省这一级是要做强的，同时弱化市长权力后，部一级向下的通道也应该会打开。同时，县市的权力结构有望下移，走亲民路线，就是要深入到本地村镇；而村镇的权力会集中化，以前多年很多处于废弃状态。
地方企业改革重构。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之后，地方企业的改革应该也会顺承发生，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是地方国企改革的障碍，可以想见，央企也好，地方企业自身跨区兼并合作也好，省部级企业的垂直整合也好，将会提速。
中国经济动力重置。在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民众自发（特别是教育进步）、中央推动、地方政府经营三力合一；在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后，中央政府在微观项目上的弱化之后，仍然会参与到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项目，如芯片、新能源、航空等。但是这种动力机制会更加安全，不会扩大国家风险，也更适合未来全球化竞争。
我们预计，在18大三中全会300多项改革清单中，这一环的改革牵扯极广，复杂性很高，可以视为位居前列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既然反腐、房地产改革等硬骨头也能啃，似乎我们也可以期待该项改革已经箭在弦上——43号文或为引信，发行数万亿特别国债让地方政府一次性减负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前置性手段。
这是一次面向未来30年的制度改革，此为预测，以观后效。（《21世纪明天日报》）
一言以蔽之，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谁家孩子谁抱，18万亿地方债已经摆上案板等待处置了。
43号文到底暗藏了什么?
弦外之音往往比字面意思更为重要，43号文暗含了什么？
第一，市长们被削权了。
过去很多市长也做市场，房地产与卖地收入是第一大资金来源，城投债、地方融资平台是关键经营平台。客观讲，这种市级竞争机制促进各地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基建上大干快上，对经济发展起了不小的正面促进作用。
但是，随着大、中、小城市基本建设趋于尾声，各大行业趋于产能过剩，生产力红利日趋减少，未来的发展主要要靠产业升级、科技创富，这是前期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方式所不能解决的，市长们也无能为力；同时，越来越高的地方债务带来的风险正在日益增大，卖地收入难以为继，市长们为了创造GDP而继续加大资本投入必将导致债务风险爆炸。
当市长搞经济弊大于利的时候，其历史使命必将走向终结。
第二，地方政府“三元化”裂变。
过去地方政府的职能可以看作是三个组成部分，部分管理与服务职能，主要是经典的行政职能，如公安、社保，也就是“小政府”；部分事业单位职能，如教育、医疗，也就是中政府；还有部分大政府，如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未来的裂变方向是这三种身份分裂，完善小政府相关职能，事业单位部分企业化、部分政府化，而大政府的智能尽量都市场化。
这种身份的变化影响至深，难度极大，为历朝历代所头疼。因为，中央和地方向来是竞合关系，如果地方尾大不掉终成诸侯，如果地方无利则发展动力不足，精英阶层何必当官？所以经常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所以，以个人判断，大、中、小政府的职能要划分清晰，是为了科学管理；同时，也必须提升相关官员、国企高管的薪资待遇，并建立类似欧美的“旋转门”——反腐在先，制度化其次，最后就是等效的激励措施。
但是，仅就地方行政长官来说，其权利被削除之大，也可能是中国自秦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考虑到纪委将有上一级派驻，其权利所剩更少）。最终，市一级政府将形成行政权（市长）、地方国有企业CEO（含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新型PPP混合所有制企业）、地方纪委法院、地方国资委（或由省一级管理）等近乎并立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与省、部、央企结构类似，是一种更为现代化的结构。
第三，中央政府收权，或对应发放数万亿特别国债、基金。
自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已经对财权部分上收，跑部钱进、区域调剂皆需以此为基础；但是，接下来，地方政府失去了地方融资平台的扩张大权，土地出让收入又减少了（相对与经济增速，未必是绝对值），自然应该管理的事情也不能那么多了——削权与减事要结合。
所以，你看到，近期围绕棚户区建设，以国家信用为之背书，这等于把地方债务、权责一起移交中央，是为乾坤大挪移（所谓公益性支出）；同时，未来教育、医疗等各项支出亦将不同程度由中央垂直管理与地方管理结合（所谓事业型支出）；而社保、环保等可能与当地税收更直接的挂钩，市长由“投资发展城市”变为“运营服务城市”，市长经济体制不复成为主流。
同时，目前诸多存量债务仅靠地方政府也不可能自己消化完成，势必需要重要做统一的制度安排。中央对其中具有公益性的、将来属于中央的债务进行彻底剥离，发行特别国债打包处理，以中央信用偿还可能是最佳选择；而对于那些明确应属于地方属性的，部分通过地方AMC处理掉，部分将来有省一级政府统筹，量力为出。
究其根本就是诸多县市长对于发展经济已经没有太大助力（直辖市、单列市等情况有所不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
后续连锁影响有多大？
所以，我们看到，43号文本身的影响或许没那么大，但是背后的连锁反应还会有很多，是窥探后续改革的窗口。我们简单推演后包括：
债务拆弹。中国过去这些年，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埋藏了很多炸弹，或者说堰塞湖，地方政府18万亿的债务无疑是最大的，这次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要拆弹。拆弹后，公益性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市场性的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
财政体制改革与事权转移。地方财权上收，公益性事权上收后，地方小政府化，地方企业公私合营，财政体制亦将配套改革。如资源税、环境税、房地产税等都有鲜明区域特色。
条大于块。以部委、央企为代表的条条，将会日益强于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块块，未来央企、地方国企的作用不是要弱化而是要强化。
行政等级缩减。中国的很多为题都是由于国家太大造成的，过往多达16级的管理体制是问题核心，现在，行政等级有望缩减到国家、省部直辖市与央企、县市与地方国企、镇、村等五级，这将近乎于汉唐时期，管理效率有望明显提升。
同级半径扩大与简政放权。当然，这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同一级的管理半径太大，难以横向沟通，这就需要：第一，简政放权，把很多市场可以做好的放给市场，仅仅做监管者；第二，成立类似中央的小组制，或者叫参谋长联席会议制，不能只有群策群力但没人负责；第三，要加强群众参政议政，有些地方必须要民众自决，这点可能最难。
省部、县市、村镇智能重新定位。在过去这些年，省一级的职能总体上是在弱化的，因为它财权在上，事权在下，人事权也不够明朗；当省一级直管县之后，且上收市一级发债权之后，省这一级是要做强的，同时弱化市长权力后，部一级向下的通道也应该会打开。同时，县市的权力结构有望下移，走亲民路线，就是要深入到本地村镇；而村镇的权力会集中化，以前多年很多处于废弃状态。
地方企业改革重构。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之后，地方企业的改革应该也会顺承发生，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是地方国企改革的障碍，可以想见，央企也好，地方企业自身跨区兼并合作也好，省部级企业的垂直整合也好，将会提速。
中国经济动力重置。在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民众自发（特别是教育进步）、中央推动、地方政府经营三力合一；在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后，中央政府在微观项目上的弱化之后，仍然会参与到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项目，如芯片、新能源、航空等。但是这种动力机制会更加安全，不会扩大国家风险，也更适合未来全球化竞争。
我们预计，在18大三中全会300多项改革清单中，这一环的改革牵扯极广，复杂性很高，可以视为位居前列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既然反腐、房地产改革等硬骨头也能啃，似乎我们也可以期待该项改革已经箭在弦上——43号文或为引信，发行数万亿特别国债让地方政府一次性减负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前置性手段。
这是一次面向未来30年的制度改革，此为预测，以观后效。（《21世纪明天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