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可见晚明社会是一道德秩序紊乱的极开放的社会，“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犹嫌不足，还要以“恬不知耻”相标榜、相钦尚，以为知耻者不足以享受到“真乐”。史家称当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诚非虚言矣。

 

 特别是居身繁华之市的士、官、商等中上阶层，对情、性、利、欲的放纵和追逐，是公开的、无所顾及的。所以《牡丹亭》畅意地写情和欲、爱情和婚姻合一的男女之情，是顺理成章之事，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均不以之为异。

 

 而生活在乾隆统治时期的清中叶的曹雪芹，则没有汤显祖那样的精神气候的条件。清朝文化政策的严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朝一代。皇室、八旗贵胄，可以恣意玩乐，士商等民间势力，则蒙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处身高压之下，知识人士要么做顺民，要么被整肃。商人也失去了往昔的自由。所以《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只好写情和欲、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相分离的男女情事，写被压抑的、变态的、错位的爱情。

 

 至于他的这种写法是不是还隐含有对清初诸王南下征歌选色的批评，红学索隐一派的搜求是否也有一定道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