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武（化名）在采访结束三天之后，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嘱咐我不要在文章中写他的真名，以及要隐去他的年级信息，因为他担心自己说的某些话被同学看到，会让人难受。
这是我始料未及，但又十分理解的。
当年大约有1千人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最终被录取的仅15人，曲武是其中一个。他形容北电大一的小孩，个个“都趾高气昂的”，但到了大四就变得非常低调，在学校都靠边走，尤其是导演系的小孩。大一大二的时候出去总喜欢跟人说“我是电影学院的，我是导演系的”，但真到快毕业的时候，反倒不太愿意提了。“因为这种学院派的身份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有很多苛责。人家会觉得你是学院派，没有经验，瞧不起你。”
而曲武所在的班级，偏偏又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气质的班级。毕业时，班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去找所谓的“稳定的工作”，很多人明知回到家乡肯定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但还是全都选择了漂在北京。
“其实当时没有认识到以后有多难，只是觉得说，有苦我们就忍着，但是要做我们想做的事儿。”几年后再来看，曲武觉得，那时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

我说咱们一定得这样吗？

大四那年冬天，曲武有一次去看望一位他一直挺崇拜的师哥。他看到师哥在跟一帮台湾人喝酒，就觉得师哥是在讨好他们，陪着吃、陪着玩儿之类的，“挺受不了的”。等晚上结束后，俩人在长安街上压马路。曲武质问师哥：“咱们一定得这样吗？”
师哥对他说：“你还太小了，你不懂。你必须得这样，这些都是你以后要学的，你要是不能混的话，以后很难成得了事。”
长安街的深夜，天空还飘着雪，曲武当时只觉得很心酸。
但多年以后，他觉得“大家都能想开这个事儿了”。
在毕业后的那几年里，导演系班聚的时候总有同学说起，“凡导演系的学生都有点分裂，因为你想的、做的，都是那些最美好的东西，但是你为了做这件事儿，必须得做一些特别不美好的事情”。而最大的不适应，肯定是在刚毕业的那一阵儿。
曲武本科毕业后接的第一个活儿，是去一个电视剧剧组当副导演。那是他第一次当副导演，感觉“特别的破碎”。
“我当时对剧组的那种创作状态有点适应不了，那根本不是创作，跟创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个劳动，挺无趣的。而且剧组很多人事斗争，很多不公，都是你在学校里不能了解或想象的。”但生存的压力，迫使他必须坚持下来。
曲武自认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时下流行微电影，所以他时常还有机会能拍点东西，起码生计没有问题，“但也有很多同学真的压力很大”。
“比如有一个同学，他是这么想的，我去拍一个戏，尽管我做的工作完全跟导演没关系，但是起码这个戏要拍三四个月，那么这三四个月我就不用租房子了，就能把房租钱省下来。一个戏拍完，他就要想，得赶紧找下一个戏，继续省房租。而中间如果有空档怎么办？他就找在北京有房子的朋友，把行李这儿放几包，那儿放几包，只是为了省房租，生活甚至苦到了这种程度。”
在这种状态下，导演系的同学互相都特别能体谅对方，也总是互相帮忙。谁那儿活多，都会介绍给其他同学。而到如今，同学中有的在拍广告，有的在拍电视剧，有的去当了电视编导，也有的在北京熬了三四年后，实在挺不住就回家了。曲武则选择了回学校——考研。

你只能自己培养自己

过去北电本科毕业的学生，考研是很少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就业压力。“可能他们很多人已经放弃做导演的想法了，读研是为了等三年看看，如果还是没戏，那么有一个研究生文凭在，或许可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
而对曲武而言，选择读研，则是因为“没想明白”。
其实，曲武本科毕业后只在外面“混”了一年，就回北电继续读导演系的研究生了。而在他“混”的那一年里，该干的他基本也都干过，比如拍纪录片、广告、微电影、电视剧等等，但是一圈下来，他还是不明白，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做成导演。
有很多导演、老师都说过，想当导演得从场记做起，但实际上这很难。如今的剧组不像过去的电影厂，“它不是在培养你，它是在用你，你做场记就是做场记，你很可能永远就是做场记，场记你要转个副导演很难。副导演，他有他的资源，做副导演做久了，你就会一直做副导演”。曲武说，“没有人在培养你，你只能自己培养自己。而现在更多有导演梦的人，都选择了从编剧开始做起”。
“现在好像到处都缺剧本，所以其实很多文学系的小孩生存得很好，他们合在一块儿写个剧本一卖，挣不少钱。导演系的做编剧没有那么职业化，写得可能更加呕心沥血，但是也没有更好的路子了。”
读研的三年里，曲武一边出去拍戏，一边也在写着自己的剧本，“写剧本是一个长期锻炼的过程，你不能歇着，你必须得有想法，不停地去练”。而出去拍戏挣的那点钱，拍毕业作品就全扔进去了。曲武调侃道，“我拍研究生毕业作品，跟赵薇可不一样，我多少是有点‘殉道’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年，不拍点自己想拍的，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最终，他拍了一个发生在海边的故事，探讨当代人的情感困境，时长30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非常文艺，非常不市场”的作品。学校提供拍摄设备，演职人员差不多全免费，就这样，他也仍然投入了大约16万元拍片费用，“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吧”。

我们把底线打得很远

拍完毕业作品，曲武再一次毕业了。
跟三年前相比，他的心态淡定了一些。“其实有北电的光环在，如果真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挺简单的，分分钟就找了。但是如果这份工作不是你想做的，那就宁可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到现在，曲武导演系本科班的同学中，仍然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拍过一部90分钟的电影。普遍的收入水平，据估计也只是“和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赚得差不多，或许稍好一点儿”。
有赚得多的，比如拍广告的同学，已经开上了奔驰，在北京买了房，一年能挣个百八十万，“但那就和电影无关了”。
仍然心存导演梦的同学们，则都已经把自己的底线打得很远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也许电影学院不是念四年，而是念十年，只不过后面这六年是你自己到社会上去学。大家都觉得这个代价是应该要付的。很多人的想法是，我到了30岁，或者35岁，还不能怎样的话，那我再换个活法。但至少在这之前的时间里，再苦再累我都可以忍。”
《中国合伙人》里有一句台词，令曲武深受感动。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什么是梦想，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采访到最后，曲武和我聊起了每年电影学院招生时的盛况。“学校门口挂着大条幅，上面写着电影学院是‘梦开始的地方’，你进来就像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好难实现，但你一直做着梦，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而他的眼神，也仍是在梦中的样子……（完）

丛天馗
中国传媒大学
2009级导演表演系本科

眼前这位90后男孩面对我抛出的问题侃侃而谈，语速飞快，身体前倾，表达欲望强烈。采访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担心他用力过猛，然而三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处于亢奋状态。我一直试图从他脸上捕捉属于毕业生的彷徨或无奈，但我发现，根本没有。
他叫丛天馗，中国传媒大学导演表演系2013届毕业生。
由于大学前三年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丛天馗被顺利保送研究生，得以避开今年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季”。
现在的丛天馗身兼多职，一边给某杂志写电影专栏，一边在做兼职电视节目主持人。同时，他还是一名大学“教师”。
在他大三的时候，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面向社会招聘“语言艺术课”的老师，他大着胆子去报名了。结果他讲课的效果最好，学生投票数最高，学校破格录用了他。如今，他已经教了近两年的课。
然而跟现在意气风发的状态相比，四年前刚入学的丛天馗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的大学可以说是以“怨念”开始的。
“我以前一直觉得播音主持才适合我。”丛天馗说，因为没能去成梦寐以求的播音系，大一时他感到特别懊恼，一边不情愿地上着导演专业的课，一边想着怎么转专业。不过后来专业没转成，他倒是渐渐发现自己爱上了电影。
当我问及丛天馗是否有做导演的梦想时，他回答，也不一定。“我们班有个同学考进来的时候初试复试都是第一名，他说，我毕业以后如果拍不成电影就去死，结果呢，他现在在准备考研。”
丛天馗自认为对现实的残酷和导演之路的艰难都非常清楚，对于以后当不当得成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他“非常看得开”。“只要从事与电影相关的工作都是在完成自己的电影梦想，比如说我写电影剧本、做电影演员，这也是在拍电影。”
而相较于同班同学，丛天馗目前应该还算是离电影梦想比较近的一个。全班共16名同学，现在有4个出国了，有一个去南方做了记者，剩下的则留在了北京——有的去做节目编导，有的做兼职，有的待业中。
“我们很现实。刚入学的时候，老师和师哥师姐就跟我们说，当电影导演是很难的。我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蒲剑在2009年曾召集影视教育相关专家，对导演专业的教学大纲做了修改。用丛天馗的话说，是为了让他们“能学到更多东西，毕业之后至少能有活儿干”。
“我们的课程设置跟北京电影学院有一些不同，增加了一些与电视有关的课程，比如开设导播课，让学生掌握电视导播的技术。班上很多学生毕业之后都去电视台了。”丛天馗说。
学校把现实和变通的血液灌输给了学生，这让丛天馗和他的同学们从一开始就对未来少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期许。“我有一个梦想，但有很多出路”，这样的信念让丛天馗们在逐梦的荆棘路上，似乎多了一点安心，但也少了一点激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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