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花落人亡两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说宝玉，正是完全切合的。宝玉凡遭所谓“丑祸”，总有别人要随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钏儿，后有晴雯，终于轮封了黛玉，所以诗中又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双关语可用来剖白和显示气节。“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贾府，但所见怡红院已“红瘦绿稀”（脂评），潇湘馆更是一片“落叶萧萧，寒姻漠漠”（脂评）的凄凉景象，黛玉的闺房和宝玉的绛芸轩一样，只见“蛛丝儿结满雕梁”（脂评谓指宝黛住处），虽然还有宝钗在，而且以后还成其“金玉姻缘”，但这又怎能弥补他“对境悼颦儿”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创痛呢？“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难道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些只是从脂评所提及的线索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一些细节，所述未必都那么妥当。但此诗与宝黛悲剧情节必定有照应这一点，大概不是主观臆断吧；其实，“似谶成真”的诗还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也有这种性质。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来离别宝玉的情景，后者则又象是她对自己“泪尽夭亡”（脂评）结局的预先写照。 

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红楼梦辨》）。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熟知的诗句还不足以借取利用吗？即如葬花情节，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难道还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吗？但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决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何况，如前所述，此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 

当然，《葬花吟》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浓重且不容忽视的。它曾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我们同情林黛玉，但同时也看到这种多愁善感的贵族小姐，思想感情是十分脆弱的。 

那么黛玉为何要写《葬花吟》？

    与黛玉同看《西厢》，宝玉说自己如“多愁多病”的张生，黛玉如具有“倾国倾城貌’’的莺莺，这等于是那个时代最直白的爱情表露。  
    碍于当时的礼教，也怕宝玉把自己看得太“轻薄”，所以黛玉竟“眼圈儿红起来”。有尊严的大家小姐，谁敢对她们表白爱情?在那时，表白爱情一方面固然是喜欢对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不尊重对方。所以黛玉竟有些委屈，怀疑宝玉利用“淫词艳曲”来“欺负”自己。  
    黛玉毕竟是了解宝玉的，听了宝玉这样的表白，心里毕竟是喜欢的。所以宝玉刚一发誓，黛玉就“破涕为笑”，也随即引用了《西厢记》中的词语，说宝玉“苗而不秀，是个银样镴枪头”。黛玉同样引《西厢记》，就等于接受了宝玉的爱情表白。通过共阅《西厢》，宝黛爱情前进了一步，“朦胧度”有所减少。  
    宝、黛的亲密已引起了“宝钗方面”的不安。王熙风毕竟精明，准备公开挑明此事，好使宝、黛二人不再好意思接近。对一个姑娘家随意说这种话，实际上是羞辱她：  
    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 
    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 如果仅限于此，还可理解为王熙凤之“诙谐”。但后来的话，就足以证明王熙风并非“诙谐”了。     凤姐笑道：“你别作梦!你给我们家作媳妇，少了什么?”指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弟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