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文/魏君子

邵逸夫今年已百岁高龄，照样头脑清楚，行走如常，近日偶有小疾，也能化险为夷。他的大名广播四海，“90后”应该熟悉校中的“邵逸夫教学楼”，“70后”和“80后”则是看着TVB剧集长大，怀旧一族更对邵氏电影青睐有加。
邵逸夫的成就当然不仅限于电影，但邵氏家族却是中国经营电影产业最久的私有企业。邵氏兄弟四人，自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开创“天一”，后经“六合围剿”，转战东南亚及香港，分别经营戏院和电影制作，最终成就一个邵氏影视帝国，期间种种经历波折，着实难以一一尽数。
　　往事若堪回首，笑骂当然由人。不过，对于硕果仅存的邵逸夫而言，或在性喜索隐的当代影迷看来，邵翁当年的一系列决策手段运作管理，个中得失，于公于私，究竟有无重新审视的必要？抑或今观昔时，是否看得更明白？ 不妨管中窥豹，聊做笑谈。

家族恩怨
　　得：手足同心
　　“逸夫”，只是邵爵士的字，他真名“仁楞”。邵氏兄弟都喜欢以字行，譬如大哥“醉翁”，二哥“邨人”。唯有与邵逸夫最亲厚的三哥，虽字“山客”，常用的却是本名“仁枚”。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邵仁枚任发行，还在上学的“小六”邵逸夫则一边读书一边搞外埠发行。

邵氏兄弟合影。左起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
　　不久，“天一”遭上海同行联合压制，为分散公司风险，邵仁枚独闯南洋寻找商机，19岁的邵逸夫随后会合。两兄弟可谓艰苦创业，初时不辞劳苦奔走乡镇做流动放映的小生意，在南洋华人聚集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门放映“天一”出品的电影，终于由露天放映到经营戏院、发行，再至设立制片厂专拍马来西亚电影，后来又拓展到做游乐场和舞厅的生意。期间虽经日军侵袭战乱，总算熬过难关，终于在50年代，新加坡的“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达到鼎盛。
　　较之新加坡邵氏兄弟越做越火的戏院、发行，主营制作、提供片源的香港“邵氏父子”（初为“天一”香港分厂，后来扩充为“南洋”影业，1950年改组为“邵氏父子”，邵邨人任董事长，儿子邵维瑛任总经理）却因观念保守，发展缓慢。面对强劲对手国泰的全面围攻，邵氏兄弟决定分兵两路，邵仁枚坐镇新加坡，在后方与国泰竞争戏院、发行生意；邵逸夫则返回香港，督阵电影制作，与国泰的香港制片公司“电懋”前线交锋。
　　邵氏电影早在上海“天一”时期，就奠定了“俗众文化保守主义”的基调。影片多取材中国民间故事、经典名著、通俗小说，尤其满足南洋华人观众念旧之情。对此，邵逸夫不仅坚决执行，而且变本加厉，他回港主持电影制作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斥巨资买下清水湾一块65万平呎的地皮，开山填海，兴建邵氏影城。同时又从美国重金先进电影器材，全面提升邵氏影片的画面音响。
　　50年前的邵逸夫初到香港便大兴土木、挥金如土，大刀阔斧的豪爽做派足以让人咋舌。据张彻回忆，邵逸夫曾对他言道，当时他怀里揣着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支票，是以花钱毫无顾忌。此话真假不论，邵氏兄弟的创业气魄却是毫无疑问。不过，后人回忆这段历史，焦点都集中到邵逸夫身上。其实邵仁枚起到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他不仅坐镇新加坡，为六弟提供雄厚资金支持，还亲自到香港了解邵氏影城进展状况。邵氏电影由“父子公司”改为“兄弟公司”后，邵仁枚更与邵逸夫共同掌管电影制作，《独臂刀》、《金燕子》、《大军阀》等邵氏佳片便皆由“三老板”亲自监制。

一代大亨邵逸夫
　　邵仁枚为人老成持重，与雷厉风行的六弟互为补充。据说70年代初“叛将”李翰祥请求重返邵氏，邵逸夫本欲拒绝，若非三哥劝说“咱们争财不争气，”李大导演恐怕就很难“风云再起”了。邵仁枚口才亦出众，当年邵氏常请日本导演来港拍片，名为引进外援，实则偷师学艺。有次新闻发布会，记者据此发问，三老板毫不为难，张口一句“好莱坞也用欧洲导演”就给打发，令一起出席的张彻导演大为佩服。
　　与邵逸夫六十岁之后犹能日理万机的勤奋相比，邵仁枚则乐意放权给兄弟子侄，自己乐得享受奢华生活。当然，富贵不忘善举，邵仁枚还于1957年成立邵氏基金会，常年捐钱赈灾敬老恤贫，并因此获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赐颁的“拿督”勋衔。邵仁枚的善长作风对邵逸夫影响颇大，80年代后，邵逸夫将“善举”由新马港台扩大到内地，数十亿元的慈善捐赠，不知有多少人受惠。可惜，如今诸般善名荣耀只归邵逸夫一人独享，“最佳拍档”三哥邵仁枚已于1985年逝世，寿85岁。
　　失：兄弟反目
　　直至今日，邵氏旗下的TVB每年的重头剧集都少不了“大家族”题材，其实邵氏家族本身的恩怨情仇比电视剧还要精彩，否则王晶也不会拍影射邵逸夫的电视剧《影城大亨》。譬如邵邨人被两位弟弟“杯酒释兵权”，“邵氏父子”与“邵氏兄弟”分道扬镳的跌宕故事就颇具通俗剧的传奇性。
　　话说邵氏新加坡最强大对手国泰在香港创办的“电懋”短短几年内拍出不少叫好叫座的佳作，打得邵仁枚邵逸夫兄弟焦头烂额，只好苦思良策，多次督促邵氏在香港负责制片的二哥奋起直追，可惜效果一直甚微。被逼无奈，新加坡的邵氏兄弟决定用“釜底抽薪”之计，夺下二哥的制片权。只是，尽管大家都是兄弟，但涉及权力交替，还是怕伤了和气。商量再三，老六和老三决定出钱给老二办一个“六十大寿”，在这个隆重豪华亲切和谐的场合下，提出：“二哥劳苦功高，如今年事已高，还是退休享福最好”。
　　本来二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但问题是这两位弟弟控制着制片资金和发行地区，若然翻脸，自己空有制片权又有何用？想到此处，也只有半推半就，让出制片大权。之后，邵逸夫来港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邵邨人却将旧邵氏片场卖掉，在弥敦道投资兴建邵氏商业大厦，同时收购改造的新华戏院亦不放映邵氏电影，反而只做西片首轮公映。1961年，邵邨人执意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仁枚专门来港调停，可惜无力回天，邵氏家族企业遂一分为二（此事影响甚大，后来李翰祥叛逃邵氏，王新甫等自认“邵氏父子”的“保皇党”，觉得不受“邵氏兄弟”待见，竟毅然随李离开）。

从当年邵氏的广告能看到“邵氏父子”拥有众多物业
邵邨人有子三人，长子维锐谨小慎微；老三维镇风流豪奢，唯有老二维瑛精明强干，深得邵逸夫赏识。正因如此，尽管邵邨人全家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维瑛却被六叔盛情挽留，依然坐着总经理的位置。邵维瑛本人极富魄力，原本就认同六叔的大刀阔斧改革，是以工作十分积极，为清水湾片场的建造立下汗马功劳。
　　按说在邵逸夫的子侄当中，唯维瑛热爱电影且才华出众，本是邵氏电影事业接班人的不二人选，无奈邵邨人夫妇分家之后便存“门户之见”，不愿儿子“给别人打工”，勒令邵维瑛退出“邵氏兄弟”。邵维瑛受不住家庭压力，只好向六叔辞职，而邵逸夫少了贤侄帮忙，做事明显捉襟见肘，只好四处寻觅高人，这才有了后来的周杜文、邹文怀、何冠昌的加盟，不过“总经理”这个职务却由实权成了空衔——此为后话，暂且不提。

邵氏家族合影。邵逸夫（左二）与妻儿黄美珍（左四）、邵维铭（左五）及邵仁枚（右五）

影展扬威：仅限东南亚
　　邵氏电影首次在影展获奖是为1958年的《貂蝉》，其时邵逸夫初到香港，不但注重提升制作水准，更全力策划影片发行及宣传推广，参加影展则是塑造品牌、传播美誉、增加卖埠的最佳手段。
　　邵逸夫在自己的坐骑劳斯来斯前和邵氏众多员工大合影
　　《貂蝉》虽然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导演（李翰祥）等四项大奖，最佳影片《四千金》却是邵氏的竞争对手国泰出品。亚洲影展一度成为邵氏、国泰争强斗胜的战场，后来因国泰老板陆运涛及一干高层参加金马影展时坠机身亡，“电懋”影业制作自此一蹶不振，邵氏遂独领风骚。
　　亚洲影展本来叫东南亚影展，前三届的大奖由日本影片捧走——难怪第三届东南亚影展在香港举行时，港督葛量洪致开幕词曾幽默地说，“我才知道日本也在东南亚境内。”第四届更名为亚洲影展，后来又改叫“亚太影展”（取亚洲太平洋之意）。
　　关于亚洲影展的地位，多次获奖的邵氏名导演李翰祥颇有发言权：“我到日本拍《杨贵妃》外景时，翻译向影界人士介绍我是亚洲影展的最佳导演，他们都面懵懵不知所云，好像连这个影展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原来日本的报章杂志上，很少刊登此一影展的消息。其实前三届的东南亚影展，大家都用体育精神认真而诚恳的参加竞赛。其中虽然也有些‘人情’似的小奖（譬如童星奖），发给港台两地，差不多所有大奖，全部由日本包奖了的。而日本提名参展的影片，在他们看来已经是次一流的货色，好一点的他们还保留参加戛纳或威尼斯影展呢。尽管如此，也依然在东南亚影展中一面倒的大获全胜。到后来为了要把日本影片推销到东南亚地区，所以对影片得奖与否，更看得无所谓。每一年只不过随便捡几张三四流的影片和小有名气的影星到大会上应应景，点缀点缀而已，只要新加坡的国泰和邵氏肯买片子就行了。”
　　邵逸夫（右）陪同港督柏立基爵士伉俪及其女儿（左起）出席在皇后戏院举行的《杨贵妃》义映。
　　别看亚洲影展不被日本影界放在眼中，邵逸夫却相当重视，从林黛四度获奖蝉联影后，到邵氏影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届都斩获大奖，亚洲影展几乎成了“邵氏影人佳作”的展览会。亦因如此，邵氏操纵亚洲影展之说不胫而走，楚原对自己执导的《孔雀王朝》获动作片最佳导演奖就毫不在乎，因为“事前邵老板已问我要不要奖。”对于这种现象，李翰祥认为正常：“全世界的大小影展，无论严肃的程度如何，认真的情况怎样，总不免或多或少的有些商业宣传和竞争的目的，于是也就难免有些不可告人的内幕，但是也有些无可否认的成绩，各国各地区的同业欢聚一堂的讨论些问题，交换些意见，同时奖励些后劲的从业人员，总是好的。”
　　除了继续在亚洲影展称霸，邵逸夫亦积极谋求东南亚之外的荣誉，譬如参展欧洲三大电影节。李翰祥的《倩女幽魂》、《杨贵妃》、《武则天》就曾三次参赛戛纳，并最终以《杨贵妃》荣获最佳室内彩色摄影特别奖，这也是华语电影首次在国际影展获奖。让人遗憾的是，《杨贵妃》的摄影其实是日本名家西本正（当时化名贺兰山），“邵氏兄弟”初期的彩色宽银幕电影也大多在日本摄影师的指导下拍摄完成。再者，即便邵氏参加国际影展的影片皆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古装片，欧美影人观众却认为日本电影更具东方色彩，更愿意把影展大奖颁给黑泽明、小津安二郎之流，相比之下，当年的邵氏或香港电影真的很难出头，若说影展扬威，真的仅限东南亚！
　　合拍取巧：成美日附庸
　　1954年，日本大映总裁永田雅一（亚洲影展创办人之一）公开宣称：“中国电影起码落后日本20年。”此言是否狂妄暂且不论，日本影人的优越感却显而易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极少数港片有机会在日本上画，反观邵氏和国泰则大量购买日本影片在香港公映。与此同时，邵氏大制作在美国也无法冲出唐人街——如何敲开美国日本两大电影市场，将“邵氏佳作”发行到全世界？发动影展攻势失利之后，邵逸夫选择的另一策略是加强业务合作，联合摄制跨国电影，希望先通过合拍的形式进军国外。
　　与日本影界的合作，贯穿邵氏发展及鼎盛时期。从早期去日本取景拍摄（包括《武则天》、《金燕子》），到聘请日本导演拍戏（譬如井上梅次在日本为邵氏拍摄香港背景的歌舞片），再至与日本公司联合摄制电影，邵氏虽然借机吸取了日本电影的先进技术，也丰富了港片的题材视野，但“合拍片”仍未能打开日本市场。直到60年代后期，日本电影遭受电视冲击逐渐式微，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邵氏影星王羽主演的港日合拍片《亚洲秘密警察》就成功打入日本市场。70年代，嘉禾旗下李小龙、许冠文、成龙、洪金宝、元彪主演的影片相继占领日本市场。反观邵氏却无起色，正应俗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邵逸夫邵氏合影
　　提起邵氏影片风靡欧美的成功案例，很多影迷都会想起《天下第一拳》曾跻身当年北美十大卖座影片。另外，邵逸夫曾与美国电影公司合作，投资拍摄《银翼杀手》、《地球浩劫》等好莱坞巨片，还代理不少西片在亚洲地区的发行和市场推广，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也算雄健。但问题是，邵氏与欧美公司合作拍戏的地位并不平等，在更多时候，邵氏起到的只是支援作用，譬如协助西片来港取景，提供技术人力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呈现的是一种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或政治经济环境，无论邵逸夫多么敏锐多么努力，但邵氏和后来的嘉禾作为亚洲或香港电影的势力代表，尽管偶尔有《天下第一拳》或《猛龙过江》，却还是无法真正融入全球主流市场——80年代以后，邵逸夫的全球攻略已然失效，但在邹文怀、成龙、江志强等华语电影人的努力下，这种状况已有改观，只是至今仍未完全转变。

结语：
　　毫无疑问，不论电影，还是电视，在邵逸夫看来，都只是生意。他固然当电影是生意，却因致力拍摄国语片、热衷传播中国传统世俗文化，开创另一片天地。所谓得失，不一定非用成本和利润衡量，若站在大格局大视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是坏事，卖座赚钱与贩卖文化兼得更是难得。
　　邵逸夫难得之处在于，他不仅懂电影，而且知进退，计得失，重传统。回首百年，邵氏家族能在影视业领域独领风骚半个世纪，绝非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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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精@刘l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