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法与天意 

李申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职，主持变法。就在这一月，宰相富弼上书论天人之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载此事的前因后果道：

富弼因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这个“有为帝言”者，实际上是指王安石。富弼的《论灾异而非时数奏》，首先列举了当时发生的天文变异和地震状况，说这是大可惧怕的事。他说孔子作《春秋》，不记祥瑞而记灾异，就是为了让君主恐惧修德，以应天地之变，并没有将灾异归于时数。而董仲舒的对策，说灾异是由于朝政所致，是完全正确的。若帝王为政和，百姓喜悦，天地就会以和气应之，从而阴阳气顺，百害不生。若为政不和，阴阳不顺，就会有各种灾害。他劝告宋神宗切不可把灾异归于时数而不恐惧，否则就将会有董仲舒说的“伤败乃至”的大祸发生。富弼的上书表明，变法一开始，关于变法是否合乎天意，王安石对待天命、天意的态度问题，就发生了严重的斗争。

第二年、即熙宁三年，宋神宗正式提出了王安石对天意的态度问题。《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载：

帝谓王安石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其问意专指此三事。

把外界的传言作为制科考试的策问题目，要应试者对此一问题作出答复，事实上是让应试者表明自己的宗教-政治态度，这就不仅是一般的传言，而是已经成为严重的宗教－政治问题。王安石恳切而明确地向宋神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变也？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矣。

外界传言说是“朝廷以为”，这就不是专指王安石，而是也包括神宗在内，并且首先是指神宗。所以王安石首先说明神宗是畏天变的，这实际中也是为自己辩白。这一条，是三条指责中最严重的一条。王安石对于第二条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对于第三条则可以毫无顾忌的承认，但对于第一条，则决不能有半点承认。否则他就将成为名教罪人，他的一切言论就都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的一切变改措施都将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