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光
揽入众多明星艺人的传媒公司，往往能做大做强甚至成为上市公司，但艺人与签约公司反目的现象，也时不时被媒体曝出，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与上海坤宏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宏传媒公司)签约成为公司旗下的艺人薛之谦，日前就被该公司告上法院，要求薛之谦继续履行所签的《艺人合同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44万元。上海静安区法院一审对坤宏传媒公司之诉作出均不予支持的判决。
公司签下薛之谦
2012年5月上旬，坤宏传媒公司与薛之谦签订 《艺人合同书》约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合同有效期起始日为2012年9月12日，为期5年。由薛之谦委托该传媒公司作为其演艺事业的全球独家经纪公司，负责全权处理薛之谦的国内外各项演艺事务，有权代理签订相关商演合同收取报酬。
合同约定该传媒公司可安排薛之谦在国内外各种形式的演艺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电影、有线、无线及卫星电视、广播、网际网络、晚会、剧院等现场公开演出；以及各类摄影著作、音乐著作、录音著作、视听著作的制作发行，及其公开播送、公开上映、公开发表、宣传与广告拍摄和与此相关的节目宣传、促销或造势活动。
《艺人合同书》 还约定，薛之谦不可自行或委托任何第三者擅自订立演艺事业的聘用协议； 若雇主直接支付薛之谦的收入报酬，薛之谦在收取后需立即交给该传媒公司，由传媒公司统一记账核算。传媒公司为其所录制拍摄的各类演出活动的视听资料等与著作相关的著作权，及国内外平面媒体或国际网络公司刊载、播送的权利及其一切权利，均归属传媒公司所有。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传媒公司必须竭尽所能为薛之谦争取一切演艺事业范围内的最佳受聘机会，商讨及争取与演艺事业有关的最理想条件； 为保障艺人的形象和知名度的提高，传媒公司有责任配合薛之谦的演艺活动，向新闻媒体提供宣传资料进行宣传造势活动。
薛之谦需为该传媒公司在五年合约期内投资三张唱片专辑，每张唱片专辑的投资金额不低于150万元； 其中第一张唱片专辑的制作及发布须在双方签约第一年内完成，其余两张的制作及发布则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在合约期内传媒公司每年提供两部影视作品的主要角色参演机会给薛之谦，该协议在全世界范围内适用。
此外，双方还约定薛之谦参与演出后的收入分配比例以及若拒绝参演或私下参演的违约责任。
与艺人对簿公堂
2013年1月，坤宏传媒公司为薛之谦投拍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上线，同时薛之谦的单曲《方圆几里》 发布。
同年4月起，传媒公司为薛之谦的新专辑《意外》进行宣传、投放、制作、拍摄MV 等工作，其中 MV 的拍摄工作分别赴美国、台湾两地进行。
同年5月，传媒公司为薛之谦投拍的微电影《真幸福》上线。同年10月，薛之谦新专辑中的单曲《丑八怪》上线。同年11月，薛之谦的新歌专辑《意外》正式发行，但从2013年6月起，传媒公司没有再给薛之谦结算月收入。
2013年11月22日，薛之谦向该公司发出“终止合同的函”，阐述“鉴于贵方未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且未能实现贵方在合同中对本人的承诺，构成严重违约，本人特此通知贵方，该 ‘艺人合同书’自即日起终止。”
2014年4月下旬，坤宏传媒公司向法院起诉称，自与薛之谦签订了《艺人合同书》后，公司为薛之谦投资拍摄了微电影《最实现的陌生人》，制作发行了单曲《方圆几里》，还安排出演优酷的微电影、为新专辑收歌十首及在北京及台北录歌，并前往美国及台北拍摄MV 等。
传媒公司还称，自2013年下半年后，薛之谦开始不配合传媒公司的工作安排，拒演公司为他安排的30集电视剧 《爱情上上签》 以及三年100场的商演，却私下擅自接揽多场商演活动，甚至利用自己的肖像在其淘宝网店进行广告宣传活动。
2013年11月底，薛之谦竟然反以传媒公司未能满足其条件为由指责本公司违约，发出终止合同函，鉴于薛之谦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的规定，给传媒公司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薛之谦继续履行签订的 《艺人合同书》，赔偿因违约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644万元。
法庭上，薛之谦辩称双方签订合同后，因传媒公司有多次重大违约行为，导致双方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中双方约定的首张专辑投入至少150万元，但传媒公司投入却没有达到该数额； 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一年内发行自己的第一张唱片新歌专辑，竟然迟延至一年零四个月后才发行，特别是传媒公司应支付给自己2013年6月至11月的商演报酬，至今未能给付，早已违约在先，遂萌生发函向传媒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
究竟谁在违约
本案争议焦点：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是否都存在违约行为？合同是否还有继续履行的可行性？薛之谦提出解约是否造成了传媒公司的重大损失？
庭审中，传媒公司认为，公司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的各项规定履行义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打造薛之谦的形象，并为薛之谦提供了两部微电影的拍摄及一张新歌专辑的发布，公司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而薛之谦的无端解约恰恰构成了违约。基于薛之谦的违约行为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要求薛之谦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公司的损失。
薛之谦则认为，基于传媒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公司在自己新歌专辑的实际投入资金不足，且新歌专辑也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发行，传媒公司自2013年6月起就未再给自己结算过月收入，公司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在先。
鉴于传媒公司的违约行为给自己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双方签署的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而传媒公司提出的赔偿恰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公司违约在先
法院认为，首先从双方签署的《艺人合同书》 的内容上看，双方所约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广泛，有委托代理内容、居间内容、行纪内容和演艺经纪内容等，该合同属于具有特定内容的混合性无名合同，双方均应当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其合同约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
本合同约定传媒公司为薛之谦每张唱片专辑的投资金额不低于150万元，唱片的制作及发布需在双方签约第一年内完成，但传媒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其总投入并未达到该标准，薛之谦提供的证据也表明他的第一张唱片新歌专辑正式发行，时间已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且自2013年下半年起，传媒公司未再为薛之谦结算过月收入。传媒公司的该行为违反了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
其次从合同约定上看，传媒公司在合约中对薛之谦的承诺若未能实现以及传媒公司破产或被取消营业资格时，经薛之谦同意双方可以提前终止本合约。也就是说，传媒公司出现以上情况时，薛之谦可以行使合同的解除权。由于合同的履行是建立在诚实信用、自愿公平的基础上，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应相互信任积极配合。
鉴于传媒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多次出现了违约行为，双方产生了诸多矛盾难以调和，传媒公司与薛之谦之间已经不具备互相信任基础，传媒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利于双方的利益，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再次从双方合同解除上来看，按照合同的约定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从传媒公司提供的证据看，该公司只提供为薛之谦拍摄微电影、制作唱片专辑等所投入的费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薛之谦存在违约行为，或其提出解约后给传媒公司造成的实际以及预期损失，传媒公司要求薛之谦赔偿644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法院作出对传媒公司不予支持的判决。
法官点评
建议先由主管部门裁决
案件判决后审判法官指出，近年来从该法院的审判实践看，涉及明星艺人与传媒公司闹上法庭的诉讼纠纷，薛之谦不是第一起，也绝不会是最后一起，伴随着我国文化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此类纠纷将会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是明星艺人签署所谓的《艺人合同书》，往往成为了艺人正常合理流动的“拦路虎”。
文化领域目前还缺少一份可供众多传媒公司使用 《艺人合同书》，全国各家传媒公司现有使用的合同，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委托代理内容、又有居间行纪内容，甚至还包括了演艺经纪等诸多内容。
有些《艺人合同书》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也无法简单归属到劳动合同关系，就是纠纷闹上法庭，此类纠纷究竟归属哪一类，也无法归口。
法官还认为，从司法审判角度上讲类似此类的案件应明确定性艺人合同纠纷，文化领域主管部门应制作统一规范 《传媒公司与艺人合同书》 文本，此类文本应向工商机关登记备案。其中除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外，对艺人的劳动报酬，传媒公司的义务及双方的合同履行期限都必须逐一明确，或以附件的次合同予以明确。
若双方在履约中发生矛盾，应由传媒部门统一的上级主管专门部门先作裁决，类似劳动仲裁机关的裁决或人事纠纷中的人事裁决，不服此类裁决的纠纷，在一定期限内再起诉至法院，而不是纠纷交由法院直接受理。
揽入众多明星艺人的传媒公司，往往能做大做强甚至成为上市公司，但艺人与签约公司反目的现象，也时不时被媒体曝出，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与上海坤宏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宏传媒公司)签约成为公司旗下的艺人薛之谦，日前就被该公司告上法院，要求薛之谦继续履行所签的《艺人合同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44万元。上海静安区法院一审对坤宏传媒公司之诉作出均不予支持的判决。
公司签下薛之谦
2012年5月上旬，坤宏传媒公司与薛之谦签订 《艺人合同书》约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合同有效期起始日为2012年9月12日，为期5年。由薛之谦委托该传媒公司作为其演艺事业的全球独家经纪公司，负责全权处理薛之谦的国内外各项演艺事务，有权代理签订相关商演合同收取报酬。
合同约定该传媒公司可安排薛之谦在国内外各种形式的演艺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电影、有线、无线及卫星电视、广播、网际网络、晚会、剧院等现场公开演出；以及各类摄影著作、音乐著作、录音著作、视听著作的制作发行，及其公开播送、公开上映、公开发表、宣传与广告拍摄和与此相关的节目宣传、促销或造势活动。
《艺人合同书》 还约定，薛之谦不可自行或委托任何第三者擅自订立演艺事业的聘用协议； 若雇主直接支付薛之谦的收入报酬，薛之谦在收取后需立即交给该传媒公司，由传媒公司统一记账核算。传媒公司为其所录制拍摄的各类演出活动的视听资料等与著作相关的著作权，及国内外平面媒体或国际网络公司刊载、播送的权利及其一切权利，均归属传媒公司所有。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传媒公司必须竭尽所能为薛之谦争取一切演艺事业范围内的最佳受聘机会，商讨及争取与演艺事业有关的最理想条件； 为保障艺人的形象和知名度的提高，传媒公司有责任配合薛之谦的演艺活动，向新闻媒体提供宣传资料进行宣传造势活动。
薛之谦需为该传媒公司在五年合约期内投资三张唱片专辑，每张唱片专辑的投资金额不低于150万元； 其中第一张唱片专辑的制作及发布须在双方签约第一年内完成，其余两张的制作及发布则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在合约期内传媒公司每年提供两部影视作品的主要角色参演机会给薛之谦，该协议在全世界范围内适用。
此外，双方还约定薛之谦参与演出后的收入分配比例以及若拒绝参演或私下参演的违约责任。
与艺人对簿公堂
2013年1月，坤宏传媒公司为薛之谦投拍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上线，同时薛之谦的单曲《方圆几里》 发布。
同年4月起，传媒公司为薛之谦的新专辑《意外》进行宣传、投放、制作、拍摄MV 等工作，其中 MV 的拍摄工作分别赴美国、台湾两地进行。
同年5月，传媒公司为薛之谦投拍的微电影《真幸福》上线。同年10月，薛之谦新专辑中的单曲《丑八怪》上线。同年11月，薛之谦的新歌专辑《意外》正式发行，但从2013年6月起，传媒公司没有再给薛之谦结算月收入。
2013年11月22日，薛之谦向该公司发出“终止合同的函”，阐述“鉴于贵方未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且未能实现贵方在合同中对本人的承诺，构成严重违约，本人特此通知贵方，该 ‘艺人合同书’自即日起终止。”
2014年4月下旬，坤宏传媒公司向法院起诉称，自与薛之谦签订了《艺人合同书》后，公司为薛之谦投资拍摄了微电影《最实现的陌生人》，制作发行了单曲《方圆几里》，还安排出演优酷的微电影、为新专辑收歌十首及在北京及台北录歌，并前往美国及台北拍摄MV 等。
传媒公司还称，自2013年下半年后，薛之谦开始不配合传媒公司的工作安排，拒演公司为他安排的30集电视剧 《爱情上上签》 以及三年100场的商演，却私下擅自接揽多场商演活动，甚至利用自己的肖像在其淘宝网店进行广告宣传活动。
2013年11月底，薛之谦竟然反以传媒公司未能满足其条件为由指责本公司违约，发出终止合同函，鉴于薛之谦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的规定，给传媒公司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薛之谦继续履行签订的 《艺人合同书》，赔偿因违约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644万元。
法庭上，薛之谦辩称双方签订合同后，因传媒公司有多次重大违约行为，导致双方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中双方约定的首张专辑投入至少150万元，但传媒公司投入却没有达到该数额； 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一年内发行自己的第一张唱片新歌专辑，竟然迟延至一年零四个月后才发行，特别是传媒公司应支付给自己2013年6月至11月的商演报酬，至今未能给付，早已违约在先，遂萌生发函向传媒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
究竟谁在违约
本案争议焦点：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是否都存在违约行为？合同是否还有继续履行的可行性？薛之谦提出解约是否造成了传媒公司的重大损失？
庭审中，传媒公司认为，公司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的各项规定履行义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打造薛之谦的形象，并为薛之谦提供了两部微电影的拍摄及一张新歌专辑的发布，公司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而薛之谦的无端解约恰恰构成了违约。基于薛之谦的违约行为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要求薛之谦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公司的损失。
薛之谦则认为，基于传媒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公司在自己新歌专辑的实际投入资金不足，且新歌专辑也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发行，传媒公司自2013年6月起就未再给自己结算过月收入，公司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在先。
鉴于传媒公司的违约行为给自己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双方签署的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而传媒公司提出的赔偿恰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公司违约在先
法院认为，首先从双方签署的《艺人合同书》 的内容上看，双方所约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广泛，有委托代理内容、居间内容、行纪内容和演艺经纪内容等，该合同属于具有特定内容的混合性无名合同，双方均应当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其合同约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
本合同约定传媒公司为薛之谦每张唱片专辑的投资金额不低于150万元，唱片的制作及发布需在双方签约第一年内完成，但传媒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其总投入并未达到该标准，薛之谦提供的证据也表明他的第一张唱片新歌专辑正式发行，时间已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且自2013年下半年起，传媒公司未再为薛之谦结算过月收入。传媒公司的该行为违反了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
其次从合同约定上看，传媒公司在合约中对薛之谦的承诺若未能实现以及传媒公司破产或被取消营业资格时，经薛之谦同意双方可以提前终止本合约。也就是说，传媒公司出现以上情况时，薛之谦可以行使合同的解除权。由于合同的履行是建立在诚实信用、自愿公平的基础上，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应相互信任积极配合。
鉴于传媒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多次出现了违约行为，双方产生了诸多矛盾难以调和，传媒公司与薛之谦之间已经不具备互相信任基础，传媒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利于双方的利益，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再次从双方合同解除上来看，按照合同的约定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从传媒公司提供的证据看，该公司只提供为薛之谦拍摄微电影、制作唱片专辑等所投入的费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薛之谦存在违约行为，或其提出解约后给传媒公司造成的实际以及预期损失，传媒公司要求薛之谦赔偿644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法院作出对传媒公司不予支持的判决。
法官点评
建议先由主管部门裁决
案件判决后审判法官指出，近年来从该法院的审判实践看，涉及明星艺人与传媒公司闹上法庭的诉讼纠纷，薛之谦不是第一起，也绝不会是最后一起，伴随着我国文化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此类纠纷将会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是明星艺人签署所谓的《艺人合同书》，往往成为了艺人正常合理流动的“拦路虎”。
文化领域目前还缺少一份可供众多传媒公司使用 《艺人合同书》，全国各家传媒公司现有使用的合同，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委托代理内容、又有居间行纪内容，甚至还包括了演艺经纪等诸多内容。
有些《艺人合同书》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也无法简单归属到劳动合同关系，就是纠纷闹上法庭，此类纠纷究竟归属哪一类，也无法归口。
法官还认为，从司法审判角度上讲类似此类的案件应明确定性艺人合同纠纷，文化领域主管部门应制作统一规范 《传媒公司与艺人合同书》 文本，此类文本应向工商机关登记备案。其中除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外，对艺人的劳动报酬，传媒公司的义务及双方的合同履行期限都必须逐一明确，或以附件的次合同予以明确。
若双方在履约中发生矛盾，应由传媒部门统一的上级主管专门部门先作裁决，类似劳动仲裁机关的裁决或人事纠纷中的人事裁决，不服此类裁决的纠纷，在一定期限内再起诉至法院，而不是纠纷交由法院直接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