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国学大师王国维做学问有三个境界很熟悉，第一境界：“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的是一个人在做学问的初级阶段要博览群书、求知心切，能够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尽量广泛猎取，为今后做学问打下扎实深厚的基础。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讲的是做学问选择了专业方向或锁定了目标，必须一心一意、废寝忘食，把所涉及的知识用啃读的方法逐一消化，这一阶段最苦，以致于为人憔悴而终不悔。第三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慕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独创思维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和我们古代武侠小书中描写的侠客的最高境界“心中有剑而手中无剑”，也和另一位理学大师朱熹的名言：“为有源头活水来”讲的是一个道理。当代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也讲过类似的话，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不读书。做学问如此，做企业亦然，成功的企业家从他们的成功经历来看，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和境界。
    第一个阶段：忍让阶段。
    中国企业的诞生时间不长，从1978年到现在也只有30年，1978年是我国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与转化，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企业，也不知道企业为何物，而政府对办企业和市场运作的相应法规、政策都还没跟上，所以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当中，大部分是靠走私贸易、海南倒卖土地、或者转手倒卖批文、也有在法律法规的真空地带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如今的一些成功企业家在回想当初创业的时候，都感叹一点：当初赚得钱都不知道怎么赚来的，更不知道怎么输掉的，完全是凭感觉在做企业。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在其新著《野蛮生长》中，把当时在海南的创业场景描写得淋漓尽致。中国企业的这样起步决定了第一代企业家都是用空手套白狼的方法来做企业的，在极度的资金短缺下，要把企业做成在国外几代人才能够做到的企业规模，所以中国企业天生的营养不良，巨大的资金缺口决定了老板们必然的赌态心理和急于求成的心态。有人讲：伟大的企业都是熬出来的。这个“熬”字却是很能够说明当时企业的生存环境，“熬”实际上就是忍让，当时做企业你也必须学会忍让，忍让是一种人生生存的技巧，是一种对社会环境的暂时妥协，忍让更是一种智慧，是为了今后不忍让的一种领悟。
    在中国企业发展的短暂30年历史中，我们现在回眸当时企业的弄潮儿，一个个如过眼云烟，如：牟其中、年广久、步鑫生、潘宁、张瑞敏、柳传志、仰融、任正非、马云、丁磊、王志东、李东升等，他们中间有的已经折戟于商场，有的如果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如果能再坚持一把，凭着他们的毅力和忍耐力是可以挺过这一关的，如科隆电器的创始人潘宁，他闯过了几个当时企业共同的难点，如资金、业务、管理，但是最后，潘宁没有突破体制上的束缚，也即科隆企业在股权上到底归属谁的问题，潘宁最终被计划体制的势力挤出科隆，后来演变成由顾雏军的格林科尔入主科隆，顾雏军以他特有的“资本运作”方式把格林科尔拖入一条不归之路，最终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炮轰格林科尔，形成著名的“郎－顾之争”，以顾雏军身陷囹圄而告终。如果当时潘宁能审时度势，把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予以同步进行，不要急于求成，以忍让的方式等待时机，科隆有可能改变中国家电业的历史。时隔多年，著名财经评论家吴晓波先生对国企的经营者有以下评论：他们是非常独特而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陷僵化的体制，肩负着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却用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带入市场化轨道。上述企业家中，仰融如果当时忍让一下，把与罗孚的合作企业放在辽宁的大连或沈阳，不要凭着单相思的激情，并且毫不顾及政府官员的思维与想法，只是从经济方面考虑与宁波地方合作较有利，或许今天的汽车大王非仰融莫属。至今仰融为此而仰天长叹，后悔莫及。所以学会忍让是做企业的一个基本谋生课程。也是为了今后的不再忍让、为了以后企业经营的得心应手而必须要做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