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原意是用刀把肉切碎。肉切得越碎，分配时则越平均，所以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含义，公平。一个人主持分肉，那就要每个人都要分到。在当时生存条件及其恶劣的情况下，一个人多分就意味者另一个人没有，进而生命就没有保证，这是孟子在当时环境下，提倡义的动机。
第二个含义，保护弱者。一个人主持分肉，不是每人同样大小，而是根据每个成员的体质、出力大小来分。但在肉不够分的时候，首先要照顾弱小的个体，保证他们生命的延续。因而古人认为保护弱者就是义。“仗义执言”，“行侠仗义”，这是墨家的思想，最终被侠义思想所采纳。
第三个含义，为了信念而不惜一切。主持分肉的人有权，会愿意多分，甚至会采取各种手段想多分一点。在这个时候，就要求主持分肉的人，要坚守既定的标准，不能怕威胁利诱而改变分肉的方法。所以，必须坚守信念。这种含义孟子用得很少，因为他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孟子是借用义的概念，把公平观念作为一个政治理念引入到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来的。在这上面，孟子这是对孔子思想的一个发展，或者叫深度开掘。回顾一下两位先贤对于战争的评价，就会理解孟子提出义的动机。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提出的判断标准很清楚，他老人家讲的是一个秩序，违背的这个秩序，那就是无道，就是不仁。而孟子则在《孟子•尽心下》中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在这里用义作为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说，春秋时期的战争，之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这些战争没有一个是为了社会公平而进行的。孔子讲的是秩序，孟子讲的是公平。当然一场战争既违反了秩序，又违反了公平，那显然就是不仁不义了。
但如果只看到这点，是远远不够的。

看的时候脑海里出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弹幕刷屏…
【西方特别是美国人对社会管理组织总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而中国人是相信有一个好的社会管理组织，他们相信有青天大老爷。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来自孟子的“义”。因为有了“义”，就相信一定会有公平，一定会有仁政。】真的很厉害啊这个总结 每次看网文的贴都会有这种让我惊喜的闪光点
义本意公平 侠取义来自孟 好想法 所以儒以文干法侠以武犯禁都是儒家干的好事啊哈哈哈哈哈（喂人家说的不是这个

首先批评网文兄一句，写了帖子也不@我，搞得今天下午才看到。
网文兄说来说去，其思想内核无非两点：1、自由平等博爱是我们最理想的追求，是否符合它是判断一种思想正确与否的标准；2、中国近代的衰落就是根源于董仲舒独尊儒术钳制了思想碰撞。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先反驳第一点：从古到今，思想变动何其巨大，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西方近代三百多年来革命提出来的口号，难道你能知道古人也赞同这个？任何理想的实现都要有物质基础前提，唯有生活富裕才能要求更高的追求，古代老百姓怎么可能理会你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他们还巴不得有人统治着他们呢。从地理学研究来看，中国能这么早实现中央集权是一种必然，是一种潮流，与之对应的，思想上的统一也是客观必然，可以说，那时候的潮流，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统一认识，思想整风。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以现在的观点来判断古人当时做法的对错也是不可取的。如果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到唐代后就结束了，你还会觉得董仲舒之儒家有什么腐朽性吗？或许我们也是身在某个特定时代之中，而到了下个时代，自由平等博爱又该受到批判了。你觉得没有这个可能吗？哈哈，如果未来的任何发展都不出我们情理之外，那未来还有什么意思呢？
再反驳第二点：董仲舒罢黜百家确实是罪过，不过对比于欧洲，他们的文明被教会统治了一千年，平民的文化普及程度低得可怜，但为何他们在16世纪就开始实现了一步步思想觉醒和启蒙？而中国人枉自发展了整整两千年还不知变革？后人不给力，难道要让前人为两千年后的事情负责？？就好比苏联解体全推到斯大林身上一样。况且任何历史问题往往受到很多因素制约，中国的落后单单怪罪一个人显然是片面极端的。况且如我之前所说，前一个时代的领跑者往往到了后一个时代就会落后，中国近代的落后和古代的强盛发达有着共同的根源，否定近代的中国，就等于否定我们的古代历史，那么到了千余年后的下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还是落后，是不是就要否定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呢？

仁和义其实不用多说了，但孔子的忠恕之道，很多研究儒典的可能都不注意，恕并不是宽恕的意义，否则忠恕就只能理解为：对上级忠诚对下级宽恕，这从思想性来说，就是受夹心气。
仁有本身的消极意义，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恕”；另一方面，是“仁”的积极意义，即之前所提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忠”。将两者合而为一，即为“忠恕之道”。
孔子是出身于没落贵族阶级，孔子的仁与礼是相辅相成的，他讲“忠恕”的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和现在资产阶级讲自由、平等、博爱差不多，都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对被统治被剥削阶级作出自欺欺人的片面说教。孔子认为“仁”的基础是人的欲望和情感，一个仁人首先必须老实诚恳有真实情感。他重视有情感欲望的具体的人，并企图以具体的人的情感欲望为基础，建立起“仁”的德，但在阶级社会中，具体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孔子所说的人的欲望情感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人的欲望情感。只有以这种欲望情感为基础，才能成为仁人，所以照他的意见，仁人之所以为仁人，并不在于他没有欲，而在于他能“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是仁的积极体现，恕是仁的消极表现，
那么消极表现怎么能起到积极意义呢？
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大会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认为：若人类没有一种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人类早晚会走向混乱或面对专制的威胁，若没有全球伦理，就不可能有美好的全球秩序。大会通过了两条伦理金律，其中一条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另一条，是人道原则，把人当作人，不是当作物，即使是敌人也要承认他是人。杜维明先生认为，后一条可翻译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条所谓的金律，合而言之，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由此可见，忠恕在现代社会中有很大的意义，它影响着我们为人处世于待人接物，特别是在这个出于全球化过程的社会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的共同利益召唤儒家伦理，我们只有让改造与创新了的儒家伦理参与到整个世界的文化交流中，才能更好的发挥儒学的作用，发展儒家文化。仁的含义就是爱人，这是一种人类之爱、普遍的同情心，虽然这种爱是有差别的，虽然它要求先爱自己的父母、亲人，然后才能爱其他人、天下人，但儒家的仁爱是从现实出发的一种更为博大的爱心，不仅要爱人类，而且要爱万物，因为人与万物是一体相通的。这种爱心要通过忠恕之道来实现。忠是要我们去关心人、帮助人、成就人，认真为社会和他人做贡献；恕是要我们宽容人、体谅人、尊重人，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爱是相互的，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的爱，你就应该去爱别人；如果你不想别人损害你，你就不要去损害别人。
所以说，恕的真正价值，是从个体上不从消极角度影响别人，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每个人不被其他人的消极思想、情绪或管理模式所影响左右，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我想证明的：恕即自由。其实儒家思想与现代思潮的联系，各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其实所有朴素的原始世界观，都是很容易被扭曲引申的，孔老孟都是如此，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世界观去读取，因为他们的思想本身就不够严密扎实，这也是中国哲学不如西方哲学的地方。你可以为董扭曲孔孟思想大声叫好，却不能容许现代人去铨释，是不是有些偏心啊
我LS这段只是想回复机关的第一个反驳，我在三楼提到：“因为从社会角度，大家需要自由、平等、博爱，这才是人类发展，文化传承的需求，所以董仲舒的做法就是恢复孔子的教程，以此为文化，包裹自己的思想，让文人走向为统治阶级服务。”LS说明，这三个词不是从西方思潮反思，而是说明儒家本身有这种精神实质，所以孔孟文化能够感人，可董仲舒的发展扬弃并不是这个方向，所以他贯注的思想并不是儒家文化的真实内涵。

话说题外一下 这阵子看到你们说墨家很热闹今天去查了意外发现百科说游侠来自于墨家 并非楼主说的儒家呢？

我是专门来设精的，不要问我是谁，我从来加精品不留名

我认为什么学说思想都不能违背人性，更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那些天国，大同都是骗人的海市蜃楼

儒家成显学，儒门多饿死！
汉的独尊，并没有使得文人得到应有的地位，因为使用推举制，尤其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出一个司马相如就能成为千古佳话。其弊端显而易见。
实行推举制的必要条件是“相识”，充分条件为“赏识”。“相识”划定了任用范围，无形之中分为体制内外、圈里圈外。“赏识”界定了价值取向，无形之中形成了利益集团、党派门阀。期间，“德”与“才”作为官吏任用的基本要素也被淹没于无形之中。所以自古以来，饱学之士常感叹“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概括地讲，推举制很难有刚性的官员任用标准，极易被一些蝇营狗苟之辈所利用。二是制约了人才的发掘使用，难以形成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三是滋生腐败，极易形成权贵势力党同伐异，小则丧失政权，大则导致社会动荡。儒学并没有能引领社会潮流，更多的成为各文人体系勾心斗角的政治工具，被统治阶级无耻利用，并带动政治迅速走向腐朽，横观历史，中国的改曹换带可以说相当迅速。
很显然，推荐者若出于公心,举贤不避亲,也能选拔到优秀的人才,但它容易使推举人与被推举人之间结成特殊的施恩、报恩关系。魏晋士风之盛，绝无仅有，但流传下来的，可见于世说新语，竹林七贤对政治管理、儒学文化能有多少贡献？
至于当代，推举制重新成为主流，按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即为领导干部。可以说，他们99%都是靠推举上来的，官官相护、结党营私，又回到了董仲舒希望的管理模式。

另一种方式是一种名义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各地方政府承认中央政府的存在，也认可它的权威，但地方的具体事务仍处于自理的状态。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过去的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客观上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直接治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因素，同时，如果地方财政和军力能够维持其独立存在，那么各地方实权者就完全可以获得自己独立治理治下的“一亩三分地”的权利而无法受到实质上的伤害。
当然，中央和地方的暗自角力是始终存在的，其结果必然是以一方的胜利而告终，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被迫中断。汉武帝、明成祖就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的代表，刘汉、李唐王朝的末期就是以地方政权的胜利而结束，中华民国蒋介石政权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角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中断是第三类例子。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前面宗教文化上影响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历史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中央政权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是缘于中央和地方在过去历史上是同源的，而中央方面是直接的名义上无可争辩的继承者，但是，由于中央缺乏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控制各个地方，因此使各地只在名义上遵从中央政权而在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最后一种形式是政权完全的统一，国家处于中央集权之下。
这种统一不管是外族的侵入如蒙元、满清两朝，还是由于地方诸侯的日渐强大如赢秦、杨隋、李唐王朝，或者是完全由初始起家如刘汉、朱明王朝，他们在统一的同时也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对地方保持着相当的控制力，因此是“大一统”思想的最大宣传者，也是“大一统”思想的最有效实践者。而这种连接钮带，就落在儒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