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还在高二，一个读过金庸的朋友问我，金庸笔下的侠客，最欣赏哪一个，我想了想，说，段誉。
朋友诧异的表情近乎夸张，道：“你居然喜欢小白脸儿？！我还以为你这样的女生会喜欢萧峰——段誉就是个小白脸儿啊！”
怎么也不该是段誉，可偏偏除了他，金庸先生笔下没有一个男人让我有好感。
萧峰不好么，有侠骨，亦有柔肠，豪气干云，大义凛然。若不是他过度倚仗自己的高强武功而忽视了情理的话，我最欣赏的，应该是他。
同金庸的大多数武侠小说一样以民族纷争为时代背景，《天龙八部》表现的由民族之正邪与人民之善恶激化的矛盾，更是让我为之扼腕。在“射雕”三部曲中蒙古族与汉族是被“正”与“邪”符号化了的民族，《天龙八部》中契丹人与汉人却是被还原了人类本性的普通人。书中两族人之间的排斥不过是民族偏见，而纷争的根源在于人的自私和贪欲，无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都一样。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遭受命运捉弄的萧峰又何尝是个理智的人？他的是非观中有太多个人情感色彩。那日逞一时之气血溅聚贤庄，死在他手下的人又何尝是罪该万死的？
那本来就是一个不讲理的年代，本来就是一个用拳头说话的地方。
萧峰经历了身败名裂、亲友亡故，最终还是领悟了：“大师是汉人，只道汉为明，契丹为暗。我契丹人却说大辽为明，大宋为暗……大唐之时，你们汉人武功极盛，不知杀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掳了我契丹多少妇女。现在你们汉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过来攻杀你们，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此时的萧峰已经不为自己是契丹人自卑，弃暗投明，不过一句笑谈罢了。
曾经的那些纷争，那些恩怨，那些义气，那些恨，那些痛，那些偏执的观念，此时再回头试想，还有何趣？
的确有些事情，非武力不能解决，但也有很多事情，为何非要用武力解决呢？
段誉曾吟李白的诗：“乃知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我欣赏段誉，是因他，不喜动武。他不想学武功并为此离家出走，劝架的时候书生气十足。倒是颇有君子之风。
后来那个朋友提到段誉，仍不忘用“小白脸儿”打趣我。我跟他说：“你难道不觉得段誉‘和为贵’的思想很难得么？或者说大理段氏的治国之道充满了智慧。”
孟子曰：“术不可以不慎。”萧峰与段誉迥然不同的结局，是不是在他们立志的时候就注定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贯穿金庸武侠始终的理念，而治国济民，以暴易暴的武力终究是最末的法子。金庸一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写的是行侠仗义，反抗昏庸政权；而最后他写《鹿鼎记》，却批判盲目造反的侠士，赞扬了勤政爱民的明君。行侠仗义，只是社会制度的补充，而煌煌大道，乃是为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