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09日07:30 来源：解放网-新闻晨报 作者：薛涌
薛涌
1975年，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平等与效率：大替换》，指出政府出面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效率、妨碍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平等与效率之间作出抉择。此书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结论，更在于作者的背景。奥肯本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后来成为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而正是约翰逊总统，把罗斯福以来的左翼政策推上了顶峰，提出了以“向贫困宣战”为核心的“伟大社会”计划。
如果连一位为致力于财富再分配的政府服务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平等与效率之间有着非此即彼的替换关系，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不该奢望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然而，近二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奥肯的平等与效率替换法则发起了强劲的挑战。其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对各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我去年出版的《市场在哪里投胎》一书，就是对这些研究的总结。我们已经可以相当自信地说，奥肯法则经不起西方国家经验事实的考验。
首先，美国自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属于政府积极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阶段。 1968年尼克松上台，象征着这个时代的终结。而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主义的盛行，一直到2008年，则属于保守主义革命时代。弗里德曼的市场主义在此期间占据了主导地位，富人的税率大幅度下降。结果呢？经济增长率在财富再分配时代比在保守主义革命时代高得多。
其次，在德国、法国、瑞士、荷兰及北欧诸国，政府积极进行财富再分配，有效地缓解了贫富差距。美国自里根以后则在这方面鲜有作为，使得贫富分化远远高于欧洲国家。按照奥肯法则，牺牲了平等的美国经济，应该更有效率、增长更快。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项研究，贫富分化较小的国家比起美国来，增长更具可持续性；政府的财富再分配政策，也没有对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事实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比美国恐怕要更健康，至少不在其下。而各种社会指标，如平均寿命、幸福感、犯罪率等等，比美国要好得多。为此，不仅美国的左派写了《你是否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大陆》一书，感叹生在美国而非欧洲算是投错了胎，就连信奉弗里德曼市场理论的《经济学人》，2013年也推出了封面故事，把北欧福利国家奉为二十一世纪的“超模”。关于这些，我在书中列出了清晰的表格，一目了然。可见，平等与效率，并没有像奥肯法则那样呈现出两者不可兼得的替换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一切不是违反了“市场规律”吗？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这样的现实不可能出现，“大锅饭养懒人”的北欧福利社会早就应该无以为继。根据奥肯法则，人们过去研究北欧的福利社会，哪怕是从肯定的立场出发，也是站在道德的立场。即这种社会的公民自愿选择了平等、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而非单纯的发展。美国人则首先认钱。新一潮的研究，则立足于经济效益来分析福利社会的竞争机制。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Carles Boix就提出一个相当有力的理论框架：社会福利型的左翼民主政府并非不注重效率，而是在经济发展上采取了与里根式的右翼政府完全不同的战略。里根式的效率观，基本可以化约为企业的利润。追求利润就是追求效率。为了保证利润，企业可以毫不留情地裁掉雇员。至于被裁掉的人怎么维生、失业后能否保持自己的技能、子女教育是否会受影响等等，则基本不在考虑范围。福利社会的效率观，则更基于人的素质。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裁员，因此失业的人如果没有任何保护，不仅是生计困难，现有技能也难保持，子女教育受影响，人口素质会全面下降。对此，要么是企业，要么是政府，总之必须有人出来负责。
在这方面，北欧、德国虽然有不同的模式，但殊途同归，其制度和政策都是围绕着保证人的素质来设计。福利养懒人吗？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福利制度里当然有许多懒人会占便宜。但是，福利更养素质。一系列跨国的能力测验显示，在北欧的福利社会，无论是学童还是成人，智商普遍比美国人要高。有了这种人口素质的优势，就有了长期的竞争力。
薛涌
1975年，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平等与效率：大替换》，指出政府出面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效率、妨碍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平等与效率之间作出抉择。此书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结论，更在于作者的背景。奥肯本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后来成为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而正是约翰逊总统，把罗斯福以来的左翼政策推上了顶峰，提出了以“向贫困宣战”为核心的“伟大社会”计划。
如果连一位为致力于财富再分配的政府服务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平等与效率之间有着非此即彼的替换关系，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不该奢望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然而，近二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奥肯的平等与效率替换法则发起了强劲的挑战。其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对各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我去年出版的《市场在哪里投胎》一书，就是对这些研究的总结。我们已经可以相当自信地说，奥肯法则经不起西方国家经验事实的考验。
首先，美国自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属于政府积极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阶段。 1968年尼克松上台，象征着这个时代的终结。而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主义的盛行，一直到2008年，则属于保守主义革命时代。弗里德曼的市场主义在此期间占据了主导地位，富人的税率大幅度下降。结果呢？经济增长率在财富再分配时代比在保守主义革命时代高得多。
其次，在德国、法国、瑞士、荷兰及北欧诸国，政府积极进行财富再分配，有效地缓解了贫富差距。美国自里根以后则在这方面鲜有作为，使得贫富分化远远高于欧洲国家。按照奥肯法则，牺牲了平等的美国经济，应该更有效率、增长更快。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项研究，贫富分化较小的国家比起美国来，增长更具可持续性；政府的财富再分配政策，也没有对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事实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比美国恐怕要更健康，至少不在其下。而各种社会指标，如平均寿命、幸福感、犯罪率等等，比美国要好得多。为此，不仅美国的左派写了《你是否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大陆》一书，感叹生在美国而非欧洲算是投错了胎，就连信奉弗里德曼市场理论的《经济学人》，2013年也推出了封面故事，把北欧福利国家奉为二十一世纪的“超模”。关于这些，我在书中列出了清晰的表格，一目了然。可见，平等与效率，并没有像奥肯法则那样呈现出两者不可兼得的替换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一切不是违反了“市场规律”吗？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这样的现实不可能出现，“大锅饭养懒人”的北欧福利社会早就应该无以为继。根据奥肯法则，人们过去研究北欧的福利社会，哪怕是从肯定的立场出发，也是站在道德的立场。即这种社会的公民自愿选择了平等、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而非单纯的发展。美国人则首先认钱。新一潮的研究，则立足于经济效益来分析福利社会的竞争机制。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Carles Boix就提出一个相当有力的理论框架：社会福利型的左翼民主政府并非不注重效率，而是在经济发展上采取了与里根式的右翼政府完全不同的战略。里根式的效率观，基本可以化约为企业的利润。追求利润就是追求效率。为了保证利润，企业可以毫不留情地裁掉雇员。至于被裁掉的人怎么维生、失业后能否保持自己的技能、子女教育是否会受影响等等，则基本不在考虑范围。福利社会的效率观，则更基于人的素质。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裁员，因此失业的人如果没有任何保护，不仅是生计困难，现有技能也难保持，子女教育受影响，人口素质会全面下降。对此，要么是企业，要么是政府，总之必须有人出来负责。
在这方面，北欧、德国虽然有不同的模式，但殊途同归，其制度和政策都是围绕着保证人的素质来设计。福利养懒人吗？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福利制度里当然有许多懒人会占便宜。但是，福利更养素质。一系列跨国的能力测验显示，在北欧的福利社会，无论是学童还是成人，智商普遍比美国人要高。有了这种人口素质的优势，就有了长期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