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编的啊，就是乱来。

高拱的吏政、军事、边政改革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其法治、漕政改革则没有涉及。高拱在主政期间，针对嘉、隆时期法治败坏的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如采取督令观政进士讲求律例、整顿刑官、明刑执法、申严法纪等诸多整顿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10]。高拱还对当时漕运废弛的状况，提出并初步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治漕方略，由于这一方略同张居正存在分歧，在隆庆后期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其后却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推行，并取得了显著效果[11]。对这些问题，韦先生没有论及。（2）边疆治理方面，韦先生重点论述了高拱促成西北“俺答封贡”的实现及其意义，但对高拱在东北、西南和南方的靖边功绩的研究明显不足。实际上，高拱除了促成“俺答封贡”之外，在东北重用辽巡张学颜、总兵李成梁抗击女真和土蛮入侵，取得“辽左大捷”；在西南任用贵州巡抚阮文中，和平解决水西土官“安氏之乱”；在南方重用两广总督殷正茂，镇压少数民族反叛和倭盗侵扰[12]（P281-308）。这些问题，在韦先生的研究中乃属缺弱。（3）改革思想方面，韦先生只是论述了高拱“更法以趋时”的变革理论。实际上，除了这种变革理论之外，高拱还通过对“天人感应”和“灾异谴告”说的批判所阐发的“修人事以胜天灾的”的实事思想[13]和“挽刷颓风，修举务实之政”的实政思想[14]，也是构成高拱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显然，韦先生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