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明代社会的诸多宗教，一如这个大社会一样，处于新旧交替的重要"转折"关头。佛教与道教，经过唐代和宋代的高度繁荣后，无论在教义理论上还是在组织实践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政治上失宠，在下层社会中受到新兴民间宗教的冲击。佛教虽然来自印度，但经过隋唐的改造，特别是中国诸宗（尤其是禅宗）的产生与发展，其本土化的改造过程基本上告一段落，它和道教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如何保持自身的活力和对群众的吸引力。
宗教之所以是宗教，它总是有二个方面，一是在信仰上引导教徒向上、向更高、更新的层次发展。宗教总以对某种神灵的信仰为基础，文明社会中的宗教还总是将这种信仰体系化，有一系列的教义学说。这些教义学说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对原有的宗教经典做出新的解释，使教徒树立新的或更完善的信仰追求，或在信仰上把教徒引向更高的层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二是宗教要把这种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深入到教徒的心中，它必须使自己与信徒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必须使教徒们感到宗教信仰虽然和现实生活不一样，但并不矛盾，甚至要感到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宗教生活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宗教要有一定程度的"世俗化"。
　　元代的佛教、道教，按照传统观念的标准，都过于"糜烂"，许多和尚、道士都娶妻生子，使宗教的神圣性难以展现。朱元璋即帝位后整饬释道的重要内容就是让这类和尚、道士还俗，或离弃妻小。这样做，虽然合乎中国特别注重"名正言顺"的传统及宋明理学所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逻辑，但却未能促进佛教和道教的健康发展（注：明中叶后期朝政松弛，释、道二门又有许多僧、道娶妻生子，说明这是一种无法消除的"人欲"。况且"人欲"只能引导和升华，是根本"灭"不掉的）。与中国佛教、道教重新"正规化"同时，日本的净土真宗却呈逢勃发展的趋势，他们不在乎教徒是否吃肉，是否娶妻，而注重于坚定的信仰，颇有点"因信称义"的味道。本来，佛教讲究四大皆空，禅宗也有身非菩提树，磨砖不能成佛的灼见，按此逻辑，独身、出家、斋戒便都是"空"，执著这些形式依然是一种"迷"。日本净土真宗正是在这夹缝中求得生存，在世俗化和神圣性的矛盾中求得了平衡。可是明代初期佛、道二教的这种"正名"，不是进一步完善这种顺乎历史潮流的变革，而是将其断然中止。
　　其结果，一方面是佛教和道教与民众生活又拉大了距离，加上"吃官粮"等官方措施，使它们虽然居于"正统"地位，但在信仰理论上和生活实践上都拿不出新东西，群众或者觉得它们满足不了自己的宗教需要，或者觉得它们虽能满足某种精神需要，但付出的代价过于繁重，那么离开它们是自然而然的。明代佛、道之所以"扶"不起来，恐怕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民间宗教的兴起。民间宗教得以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它们在教规上只是劝人行善戒恶，甚至有的还把娶妻生子作为成佛成仙的前提之一，从而在教义教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更贴近中下层民众。
　　明代初年实行高压专制，但明中叶以后，皇帝、宫妃贵戚、王公大臣们在崇佛、佞道、拉拢民间宗教方面相互"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倒形成一种宗教宽容的气氛。在这种氛围里，除了民间宗教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之外，穆斯林诸民族逐步形成，且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居在西北地区和内地其他地区。伊斯兰教也在本土化进程中进一步完善形成了经堂教育和教坊制度。天主教（尤其是经过利玛窦的努力）也逐步在社会上层和下层发展了一定数量的教徒，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从总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天主教，甚或是非正统的民间宗教，明代的教案与清代的教案相比，显著微小，这不仅说明各宗教之间能够互相宽容，而且各宗教教团与政府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张，可以说，自明代社会，中国各宗教的基本格局已大致形成，并影响了各个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

明朝道家雕像

注释：①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40　页。化工、阐教王和辅教王。其中善赞王管辖甘青藏区，其余四王皆在今西藏境内。
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1425　年）1406　年遣使入贡，受封为灌顶国师，1407　年加封善赞王，他死后由其从子喃葛监藏袭王职。
　　护教王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1414　年），元末曾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宣慰使，他可能和噶玛噶举有较深的关系，在当地是最大的地方势力首领，1406　年他遣使入京，受封为灌顶国师，1407　年遣使入谢，加封为护教王，他死后由其从子斡些儿吉剌思巴藏卜袭王职。
　　辅教王南渴烈思巴（1399-1444　年）为萨迦派僧人，八思巴的第五代侄孙，1354　年失去萨迦寺后，他们以达仓为基地保存了萨迦派的实力，1413年受封，并承袭了三四代王爵。
　　第一代阐教王真巴儿吉监藏（生卒年不详）为止贡噶举僧人，1413　年受封。止贡在元初是一个势力较大的"万户"，1290　年遭到萨迦派沉重打击，1349　年时，大部分领地又被帕竹所兼并。15　世纪初，止贡派势力略有恢复，其领地兼有农牧二区，且当交通要道，其管辖区域内有农牧交易市场。
　　绛曲坚赞（1302-1364　年）执政时期以武力扩充领地，逐渐成为前后藏辖区最广的地方政权，并推行农奴主庄园制度，以"宗本"为"宗"之首领，培养新贵族，颁布"十六法"等革新措施。1352　年建泽当寺，经费由帕竹家族供给，其"座主"由其家人担任。扎巴坚赞（1374-1432　年）于1381　年继任泽当寺座主，1385　年改任帕竹的行政首领，1388　年被朝廷封为灌顶大国师，1406　年加封为阐化王。但传二代后家族势力渐衰。
　　在明代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阐化王扎巴坚赞的作用不容忽视，他担任帕竹地方行政首脑有40　年之久，在此期间，西藏地区"社会繁荣，文化发展，达到了这一时期的顶点"：就是这位阐化王扎巴坚赞，从14　世纪末即已开始支持并利用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在1409　年的藏历新年时，他亲自带头并号召他属下贵族们捐献大量物资，于拉萨大招寺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祈愿会。。这个名义上是以宗喀巴为主持人，实际上是帕竹政权支持举办并为帕竹的声誉。。服务的。会后，并为宗喀巴创建了甘丹寺，从此形成格鲁派①。
2。萨迦派与噶举派至元朝末年，西藏地区先后形成的佛教宗派既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内分四大八小）等大宗派，也有希解派、觉域派、觉囊派、郭扎派、夏鲁派等小宗派。但到明代，在宗教和政治上还较有影响的只有萨迦派和噶举派。

（1）萨迦派贡却杰波于1073　年在后藏萨迦建寺弘法，后以此寺为中心形成萨迦派。
　　由于该派寺庙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条纹，俗称"花教"。教主由贡却杰波家族世袭相传，分血统和法统二支传承。主要弘扬道果教授等显密教法，不禁娶妻，但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此派至元代势力最盛，五祖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帝师，并领西藏13　万户，掌西藏政教大权，西藏地方僧侣贵族统治由此开始。萨迦派的喃加巴藏卜，曾为元朝的摄帝师，他以"藏族地区故元藏族最高官长”的身份首先归顺明朝。
注释：①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48　页。分"，于1373　年被明太祖朱元璋册封为炽盛宝国师，其所推荐的百余名部下，也都授以不同的官职。但是在元末之际萨迦派原来控制的前藏地区已被噶举派的帕木竹巴所兼并，后藏也已堪分裂之势，萨迦昆氏家族的内部斗争也愈演愈烈，这时的萨迦寺座主，已经不再是影响西藏全区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而"只是管辖萨迦寺的宗教事务和寺属土地、农奴的首脑而已"。

三、不再超脱的道教道教伴随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明代之际，受到多方面的困扰。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皇帝与权贵对之"恩宠有加"，从各方面加以扶持；在道教内部，无论是教派的分化还是教团的腐化，都使之凝聚力、生命力和社会声望衰减；而在道教外部，在社会的上层文化中有理学的强力排斥，在下层民众生活的范围里，则受到各种新兴民间宗教的冲击。当然，民间宗教的勃兴在某种意义上看，亦是道教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变动过程中的一种发展（嬗变），但无论如何，正统道教的辉煌时代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检束中的波澜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以君主独尊的政治体制为本，他早年出家的经历使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更了解宗教及其教团内部底细，因此他"对宗教采取了利用与检束相并用的政策，即笼络其头面人物，而控制其势力的发展"。
　　朱元璋尚在推翻元政权的"义军"之际，便与道教的第42　代"天师"张正常建立联系。1361　年，身居吴王之位的朱元璋一方面派人"访求天师，多有招聘礼请入山，依前住持道教"，另一方面命令部下"但系龙虎山宫观殿宇及供器什物，诸人毋得作践损坏，亵渎神明，旧管山园田地房屋，悉听为主，诸色军民人等不许夺占，违者治罪"（《汉天师世家》卷二）。后来，朱元璋又直接写信给张正常，在肯定颂扬之中定下了"辅国济民"的基调：吾闻汉祖天师，道德在躬，动得鬼神之助，一嘘一吸间，天道为之晦冥，雷霆诸神，莫不有命。以此辅国济民，除其妖孽，援其水旱，故灵名历四十余代而愈著也。今吾师既临乃祖之位序，当继乃祖之成烈，有非他术之可同者。愿师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使前灵之迹益显，则龙虎之山益崇，而人益仰望也（同上）。朱元璋不仅这样说，而且付诸实践。1366　年，因战乱而民间病疫者多，朱元璋下令张正常放符并普施符水以济民，由于求得符水的人太多，张正常便施符于井，"人争汲之"，朱元璋命部下作亭于井上，名之为"太乙泉"。在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之后，他对宗教的政策，虽然和他争取各种宗教力量支持以得天下时没有根本的不同，况且，朱元璋也吃过周颠仙的丹药，也相信丹药可致长寿，但是作为统治者和开国皇帝，他要把包括道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都纳入其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中，特别是元末宗教组织与义军的"天然"联系（明代这种事情也是接连不断，如1386　年，彭玉琳自号弥勒佛祖师，以白莲会名义称晋王），这是任何一位希望长治久安的统治者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朱元璋登基之始，曾对宋濂等朝臣说："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劳精神，卒无所。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一？"（《太祖实录》卷三十三）这说明他虽然当过和尚，但对宗教与国家的关系能够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在晚年（1388　年）与臣属的另一次谈话再次表达了他的"神道设教"的宗教观：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明史·太祖本纪》）。李养正先生说朱元璋并不崇尚某一宗教，而是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控制，招揽名流用以敬神祀天，同时对教团严加约束，防止其泛滥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害。确实如此。在朱元璋当政期间，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将道教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活动。

从古至今攀附权贵之僧人如过江之鲫、恒河沙数，却不见有魏征、孙思邈名相良医之辈，也不见如张果老、韩湘子自去富贵，入山修道之徒，诚可见其以传教为修行，却不知如何度人

利玛窦来华传教，为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写下新的一页。在耶稣会传教士中，他首先进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的传教地位，在将基督教教义"儒化"的过程中，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周燮藩先生在《中国宗教纵览》中对利玛窦在华的传教活动做了如下评论：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尽管他的主观意图在于传教，所输入的也不是近代科学知识，但客观上确使当时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水利和火器等方面出现的一批专门著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他又是向西方正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个人。自他以后，中学的西渐及其对启蒙运动的影响，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些方面，利玛窦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没的①。

除了强制通婚之外，明朝还禁止用"胡服"、"胡语"和"胡姓"，即用汉文化强制同化中华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所谓"胡姓"变汉姓的原则有二：一是变繁为简，二是变诡为俗。在这种政策下，除西北地区外，内地的穆斯林基本上都采用了与原姓名接近的汉姓，如马、穆、丁、刘、王、安等，但也有些"一望其为回姓氏也"，如哈、以、买、麦、宛等。在明代，大多数内地穆斯林的汉姓是自己确定的，但也有少部分"赐姓"者。比如郑和原本姓马，明成祖赐姓为郑。以往历朝也有赐姓之举，但都是赐皇室之姓，以示亲宠，而明代却有"赐以不相干之他姓"的"新举措"。比如沐英，本姓李。朱元璋收为养子，却赐姓为沐（郑元庆《二十一史约编》）。
　　明代另一控制伊斯兰的措施是实行政教分离、教法分离。唐宋以来，伊斯兰内部的司法事务是由教长来处理的，即教长除传教外，享有一定的司法权。至明代，司法权统归朝廷掌握，各地伊斯兰教团均不许设"哈的"（教法官）。原来的教长只剩下布道之职，"不得包揽民事诉讼"，并诏令废止清真寺教长专名，改称掌教为"老师父"。同时，兴建清真寺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必须以"祝延圣寿"为名义，才能获准兴建。
（二）中国诸穆斯林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现今生活在中国的10　个穆斯林民族共同体大都在明代基本形成。在伊斯兰教于海路在我国东部沿海城镇传播开来的前后，也从陆路传入我国的西部地区。
　　在五代和北宋之际，生活在天山南北的一些民族，陆续出现一些改宗伊斯兰教的人。但直到14　世纪时，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依然呈多元状态，即有信佛教的，信景教的，也有信伊斯兰教的，还有信摩尼教或萨满教的。15　世纪初，火州（今吐鲁番一带）王子皈依伊斯兰教，稍后，统治哈密的蒙古王族改奉伊斯兰教，15　世纪后期，吐鲁番王室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此后，伊斯兰教逐步排除了其他宗教的势力，成为维吾尔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元明之际，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青海同仁一带驻军垦牧，同周围的回、汉、藏、土等民族长期交往，逐步形成保安族。13　世纪移居今青海循化一带的撒马尔罕人与周围的藏、回、汉、蒙等族人经过200　多年的相处融合而成为撒拉族，在宗教上一直虔信伊斯兰教，由"卡迪"执掌教法。与此同时，聚居在今甘肃临夏东乡地区的回回、蒙古人与周围汉人、藏人逐渐融合，以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为纽带，形成了东乡族。

（二）罗教系统产生于明代的罗教有很多支脉。按照马西沙先生与韩秉方先生的研究，斋教、弘阳教、闻香教、龙天教等，都多多少少与罗教有某种承继关系。1。罗教罗教始称无为教，创始人为罗梦鸿（1442-1527　年）。罗梦鸿祖籍山东莱州，家境贫寒，世代隶军籍，他3　岁丧母，7　岁丧父，由叔婶养育成人。青年时他到密云卫成为一名戍军，"从此在群山野岭的边塞萌发了对宗教的狂热追求，执著地探索着宇宙、人世、命运、生死、永恒的终极奥秘"，前后13　载，终于在1482　年"悟道成真"，省悟出"无为大道"。
（1）罗梦鸿的创教过程据说他在得道之后以种种神奇的本领为朝廷立下"丰功伟绩"，皇帝非但不经嘉奖，反而以妖异惑众罪名将其打入天牢。然而在狱中，太监张永皈依罗教，并设法请来罗梦鸿的二个徒弟"福恩和福报"，将罗梦鸿口授的教义学说笔录成书，这就是后来传世的"五部六册"，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2　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注：传统社会的民间宗教不同于原始宗教，它是人为创造的而不是自发的，它是既有经典又有严密组织的。民间宗教的经典，一般被称为"宝卷"。明代是大量宝卷问世的时代，它们所阐述的教规，成为千百万民众**于民间宗教旗帜下的精神纽带。）在张永等人的协助下，罗梦鸿不仅脱离监牢，而且觐见了明武宗，他在皇帝面前验证了他的神异功能，被皇帝封为"无为宗师"。
从罗梦鸿"悟道成真"到1509　年"五部六册"正式刊行，其间长达25年，他的宗教思想在传道过程中日臻完善和成熟。五部经典以苦功13　年悟道成真开始，罗列世间无穷苦难，感叹人生不可留恋，企盼得到解脱；随之历数各种邪见杂法骗人害人，"障道败法"并加以批驳；在破除所谓邪见的同时，阐明无为大法，无极正道；最后则劝导世人坚定信仰，只有顿悟明心，与无边虚空合为一体，像泰山那样岿然不动，"才能自在纵横，安享极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罗教（又名无为教、罗祖教等）。
　　显然，这是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完整思想体系，是罗教之所以能高踞于众多教门之上，在明清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根本原因。虽然，它以佛教经文面貌出现，通篇充满佛教话头，实则融汇佛、道、儒三教，阐明了一种新的宗教教义。它语言通俗易懂，广泛采用流行在平民口头上的俚语粗言，穿插以五言、七言和十言韵文、诗谒，因此朗朗上口，形同顺口溜，而且可唱可白，所以一经刻印出版，立即流入民间，受到群众欢迎①。

然而传统社会孕育的东西终究要多多少少带有"传统"的印记，"出污泥而不染"那只是一种理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宗教"是一个既想挣脱枷锁，又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悲剧性的产儿"，它的体内依然流动着神权、族权（世袭特权）与等级制的血液，使"它无力也无法最终改变现实世界的不公正、不合理"。宗旨上的混乱性、行动上的盲目性、意志上的分散性、组织上的排他性，使民间宗教虽然在整体上声势很大，但任何一个教派都无法与正统宗教抗衡，也容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此外，民间宗教虽然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或说产物，但它的产生与发展，又反过来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历史上，民间宗教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造神运动，把一个又一个凡夫俗子或家族推向"神"的宝座，并由此产生的人身依附心理和血缘关系的家族、神权，对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构成了潜移默化的巨大障碍。现代中国人的一切劣根性或多或少可以从这部历史上映照出来（同上）。
七、结语明代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大系中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它虽无泱泱大唐万方来朝的气势，却也悠悠然奏出了中国封建制度于无奈中独步的余音：佛教在衰微的大态势中，日趋向中国普通百姓"渗透"，完成着"三教圆融"的基本目标；道教的发展虽受到多方困扰，却也在与传统文化的协调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首登大陆，带来了另一种文明的成就，也带来了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于此时日趋完善，并孕育了中国的穆斯林诸民族；根植于下层文化的诸民间宗教，在明朝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激化的背景下已相当发达，为中国宗教的历史抹上了极有特色的一笔。该正规化的正规化了，该中国化的中国化了，有明一代，各个宗教各就其位、各谋其事，基本格局已经形成。然而，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被置于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方能理解其更深层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在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崛起之时，中国封建社会中，新的价值追求正被强弩之末的国家机器窒息。自明代，中国封建社会便进入了停滞阶段。正因为该转变的没有转变，该发展的没有发展，就为中国宗教在这一时期的命运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明王朝对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大作用的佛、道二教，实行了抑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统治者既想阻断宗教组织嬗变为政治组织的各种可能，又想利用释、道维护其社会秩序，对佛、道二教进行了多方面的"官方"干预。由此而使佛、道二门蜕化得既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又日益与广大信众相脱离，呈现出衰微的趋势（后虽经调整有所振兴，但再也没有重现昔日的繁荣），其社会功能难以施展。于是，这一缺撼由民间宗教承担起来。中国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与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代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当历史潮流涌动起来的时候，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作为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明代，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开放"，或者说，高压政策的抑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其中，回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消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为宗教发展外因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压力，对宗教发展的深刻影响；西方天主教在中国诸宗教中占据一席之地，则反映出作为内在动力的宗教本土化运动，是保持宗教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天地人三才都是无中生有 无所谓德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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