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缘情”说是对先秦“诗言志”的继承和进展, 不同历史时期对“情”的侧重不尽相同,在对“诗缘情”说的探究中人们对诗歌的美学特质认识逐渐深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文论诗歌本体论的进展。
　　关键词：诗缘情 历史演进
　　抒情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情感本体论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重要论题。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对诗的情感本体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以先秦到南朝，诗歌本体论丛“诗言志”进展为“诗缘情”，情感本体论才得以最终确立。“诗缘情”是以各种文体的比较中得出的诗学观点，但其作用却远远超出了文体论的范畴，而道出了诗的本质。“诗言志”的观念是以对《诗经》的理解和诠释出发得出的对诗歌本质的见解，而“诗缘情”观念则立足于个体的诗歌创作。
　　“诗缘情”的历史演进
　　早在先秦，《尚书·尧典》最早提出“诗言志,歌永言, ……八音克谐,无相夺论,神人以和。”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先秦时期对“诗言志”的论述,其“志”的含义都是指思想、志向、怀抱。这是在我国古典文学进展早期，诗歌为主要的文字载体，加之当时的物质条件有限（印刷术、造纸术都没有出现），所以能够入诗的内容都是思想、怀抱，而情感少有出现。但值得提出的是在屈原时代，与“诗言志”相比照的“抒情”之说就已产生。如《楚辞·惜颂》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最早提及诗歌“发愤抒情”的艺术功能，是对传统的“诗言志”的一次突破。
　　到了汉代，“言志”和“缘情”似乎更大程度上采取了调和态度。我国诗歌论述的第一篇专论《诗大序》揭起了“诗言志”说流变史上的序幕,对“言志”命题的诠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物之,足之蹈之也。”继承先秦儒家“诗言志”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认识, 在论述上有了新的进展,第一次情志并举,并把它们作为诗、乐、舞三者的核心。《诗大序》还指出诗是“吟咏性情”, 强调了“言志”的感情因素,但同时又强调诗歌应“发乎情,止乎礼”,把“情”统一在儒家的“志”之中,受礼义束缚。
　　自汉末以后，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家统治地位的动摇,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和人性自由的地位的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诗歌创作已经开始大胆地突破儒家“言志”的束缚,真切、自然地抒发一己之情。此时的缘情诗由三曹开创，建安诗歌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事情传统，运用新起的五言形式，以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反映现实，抒写怀抱。三曹凭借其政治地位，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文学创作盛况空前。诗歌风格情文并茂，慷慨悲凉，被称作“建安风骨”。曹丕《典论· 论文 》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指每个作家的才性、气质，也包括情感，是个性化很强的作家的风格，倡导诗歌抒发个性化情感。
　　进入西晋以后，诗歌创作更加繁荣，诗人在先辈的成就上踵事增华，诗歌艺术日趋精美化。在诗学论述上，陆机《文赋》在艺术构思、文体分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诗缘情而绮靡”一句被后人看作诗概括诗歌本质特点的命题，影响了其后中国古典诗学的进程。在随后的文学论述中，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于诗缘情的论述的论述“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刘勰这里所说的情之文，便是五情六性。齐梁时期的另一位文学论述家钟嵘却体现出了鲜明的“缘情”色彩。他在《诗品序》中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论述一开始就建立在物感论的基础之上。然而,钟嵘的物感论是进展了的物感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