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呼风唤雨”的道士竟然让一位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沐浴斋；戒，焚香祷告，兴妖作法。“七星坛祭风”，“巧布八阵圈”、“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五丈原禳星”，凡此等等，其实，赤壁之战有东南风是自然规律。陆逊不趁刘备大败而跟踪取川，是“魏兵袭其后也”，绝非“八阵图”的乱后吓退。“死诸葛走生仲达”是诸葛亮平时治军有方，战略战术灵活，使司马懿一时摸不着底细而不敢长驱直追，并非什么将星“似坠不坠”所致。

三、诸葛亮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
 诸葛亮自公元207年登上政治舞台后，在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中，使其法家思想得到了伟大实践，极力推行了统一祖国的法家政治路线，其成果辉煌。公元2o8年，他亲赴紫桑，说服孙权，孙刘联兵，以少胜多，赤壁一战，击败曹操。尔后助刘备趁胜“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公元221年使刘备正式建立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鼎足抗衡。刘备死后，他“两和诸戒，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务农植谷，闭关息民”。“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军资所出，国民富绕”。“冶戒讲武，以侯大举”。自公元227年始，“奖串三军，兴师北上，五出祁山，八年伐魏。终因主客观原因所限，未能达到“北定中原”的总目标， 公元234年病发五丈原军中。“出归未捷身先死”，但他顺应历史潮流，在其法家思想的实践上，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社会生产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l、 “内修政理”，以法治蜀。 诸葛亮在治蜀方针上采取了先秦法家“法住而国治”的思想。化为了革除刘焉父于推行儒家仁政而造成“文法羁糜互相承事，穗政不单，威刑太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答法正书》)的混乱状况，坚持“以法治蜀”的鲜明立场。“刑法峻惠”，严加抑制豪强兼并割据势力。当时法正劝诸葛亮应“缓刑驰禁”。诸葛亮严正回答，并明确宣布：“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思；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主要，于斯面薯”《答法正书》。有人讽刺他吝惜敖罪，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理国家要用“以刑德治臣”。因而在北伐中，蒋瑰认为正在用人，劝请葛亮不宜斩马谩，诸葛亮在《论斩马谩》中说：“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此说明诸葛把法治与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统一，必须“以法治蜀”，“内修政理”。因此，他在政治上“刑不择贵”，组织上“务在举贤’；轻济上推行屯田，“务农植”，盐铁官营，他从各方面整顿法纪，革新政治，抑制豪强，有效地加强了蜀汉中央集权统治秩序。

2、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诸葛亮在《赏罚》中说：“禁令刑罚，所以成心”，“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他认为法令刑罚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可震慑人心，劝善规恶。他说：“经常之法， 规矩之要”。如何掌握和发挥这一工兵作用，诸葛亮主张“有忠于国”(《与群下策》)反对“竖私枉公”(《兵要》)。他认为“赏罚不明，教令不常， 以私为公”，“人有二心，其国家危殆”(《赏罚》)，影响到国家的存亡。所以，诸葛亮在治政洽导中，‘开诫心，布公遭，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劲必戴”(《诸葛亮传》)，并建议刘禅要“陟罚撼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出也”《前出师表》。他“赏不逾时”，“刑不阿贵”。萱恢出使东吴有功，回国后“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迂巴郡太守” 《萱恢传》。甫将军李严受刘备托孤之重，诸葛亮发现他两面三刀，破坏了北伐，即上表贬黜。他在《赏罚》中明确说：“赏罚不避怨仇，则齐桓褥省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这是他对先秦法家“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 “以法治果”、“以武为计”，“以威武为政”。诸葛亮认为法治路线决定军队的一切，他在《整师》中悦：“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全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叠于用”。他在《兵要》中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玉，，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说明将帅的作用依赖于兵，更依赖于法。所以他在《论斩马谩》中强调：“孙、吴所以能胜天下者，用法明也”。阐明以法治军，可以无敌于天下。他在《斩断》中提出：“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今不可以犯，犯令者斩”。他在军中“立旌旗以视其目，击全鼓以鸣其目，设斧铖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共功，行诛伐以防共伪”。如街亭之失后，因王子有功，立即井迁。马谓有过，斩首示众。并上魏自贮，降职三等。以训职明法。由于他“法令明，赏罚信”。坚持法家路线，“以法治导’，“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故蜀军“赏罚肃而号令明”，“戎阵整齐”，“及其兵出入如宾、行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限如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能克敌致胜。他“以法治军”妁军事路线是为其法家统一革新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在孙武：“兵者，围之大事，死生之地，存已之遭”和孙膑：“以兵绳之”的基础上，在《治军》冲明确提出；“治军为政，谓治边境之事, 匡敌大乱之遭，以威武力政，诛暴讨遭，所以有国家安社稷之计”。他还说：“国以军为辅，群以臣为佐，辅强用国安，辅弱别国危”。所以在诸葛亮以法治军的伟大实践下，使军队成为保卫和巩固蜀汉政权的可靠工具，为贯彻诸葛亮法家统一革新路线起到坚强柱石作用

4、“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先秦法家用人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诸葛亮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可靠结论：“桓公以管仲如霸，秦王以赵高丧国”。“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据这些有益经验，他认为：“治国之遭，务在举贤”。怎样才能举贤?他采用；“懊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 《兵要》的办法，依靠部下，通过评议，按法令来推荐。这样使“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忘誉者不能进也”《兵要》。他以“民之五害”作为考察、升免官吏的标准。披如州书佐蒋琬，他认为是：“社稷之器”，特推荐提拔，魏国降将、天水冀人姜堆，"思虑精密”，“深解兵意”，是“凉州上士也”，故破格重用。由于他以先秦法家用人路线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组织路线为贯彻他的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起了巨大作用。

5、盐铁官营，劝务农桑。诸葛亮在经济政策上吸取前汉法家人物的理财经验,实行盐秩官营，设置了司盐校尉和司全中郎将，专省炼铁煮盐，抑制豪强垄断盐铁生产，增加了蜀汉财政收入，仅盐业一项，“利入甚多，有裨国用”。同时，请葛亮极为重视农桑生产，提倡“劝务农桑”。他率先垂范，鼓励子孙家人耕种农桑，精心组织蜀国的种桑养蚕，织锦生产。形成了川西平原“栋宇相望，桑梓连接”，“技巧之宋，百室离房，机抒相和”的繁荣景象(《张膏传》)。使蜀汉“决敌之资，唯仰锦目”。并将蜀锦生产由成都平原推广到南中地区产品远销吴、魏，其收入是蜀汉军费支出的主要来源。“务农植谷”，“闭关息民”，“功分务穑，以举民财”是诸葛亮的一贯法家政蛤、军事主张。如在甫征中，“今士兵种蔓菁于山谷”,“以济军食”《刘禹锚嘉话录》。“命人教打中以伐刀耕”冯苏《滇考·诸葛亮武襄修南征》，使西南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徒治平地，建成邑，务农桑"《同上》。在北伐中，“休士劝家”，“分兵屯田于渭滨”。为促进农业发展，他提倡兴修水利，特设堰官，派1200多人常驻成都堰区，组织、管理、修筑堵葛堰，以利灌溉。为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生产，改变“益州险寨”，交通不便，诸葛亮组织军民在川陕边界“凿石架空”，修复秦栈遭。在白水关至成都建驿站400余处。在越崔郡开山凿石，修筑了一条“石蹬崎岖”的山路。诸葛亮为限制豪强地主对农民过分压榨，“铸直反钱，平诸物价，今吏为官市”《刘巴传》，稳定农民，使农业得以发展。蜀汉经济，虽处连年战争，但在诸葛亮法家思想路线的实线下，成都平原仍显出“沟洫脉散，疆里绮蜡；黍稷油油，士稻莫荚“(左思《蜀都赋》)和“田畴辟，仓事实．器械利，蓄积饶”《诸葛亮传》的繁荣兴旺景象。

“出师一表千载无，这比管乐遗有余”。从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之因，后人罩在他身上非法家思想外纱和他的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分析看，他在以法治蜀、治政、治军、治人、治财、治戎、治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伟大实践，做出了较大贡献，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后人做出了光辉典范。对此，历代法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有充分的肯定。今天，在化改革、扩大开放、防腐反贪，大力发展生产力，振兴中华中，无疑有着十分现实的借鉴和裨益作用，应以发扬光大。

做了些修改。原文http://blog.readnovel.com/article/htm/tid_1021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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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当代法制的启示

东汉末年，居于独尊地位的儒学面对日益衰败的世道已无可措手，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怀疑。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群雄并争的现实，使人们的思想完全摆脱了汉儒今、古两派的规制，纲常名教的约束，转而研习春秋诸子各家的思想，寻找兼并天下、治国安民的良策，从而对诸子百家的思想有了创造性的发展，迎来了中国古代史上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第二次“百家争鸣”。韩非子、申不害等人的法家思想被继承和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政治实践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应用最得宜、成就最显著的当属曹操和诸葛亮，比较而言，诸葛亮的法治思想更有特色，对当前法制建设更具启发意义。

一

诸葛亮一生勤于政事、戎马倥偬，始终是一位实践的政治家，而非偏于一派的学者，只要有利于实现其政治理想，有利于治国安民、军事外交，均广收并蓄，博学精择，取其长而弃其短。因此，在诸葛亮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各派的突出特征，即以儒道修身、教民，以法家思想执政、治军，以兵、墨、名、农等名家思想用兵、外交、崇工、劝农，只要有补于事，均吸收采用，毫无门户之见。在早年游学、隐居时期，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崇尚两位先秦杰出的法家，被时彦目为识时务的俊杰，而非儒生俗士。后来出山领军治国也以严法著称，直至晚年还劝后主研习申、韩思想，明法弼教。终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实践，法家的思想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并有创造性的发展，收效也最大。以下试从两方面作简要分析：

诸葛亮依法治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先秦申韩之任法，也不是儒家“德主刑辅”的法治观，而是以法为主兼尽各家之长而用之，即广泛吸收儒、道、墨、兵等多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治模式，收到了奇效。先秦法家“一一于法”、“重法而不重人”，“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思想存在明显漏洞，导致秦的败亡。但其“有法必依，信赏明罚”的思想却是符合治国规律的。诸葛亮正是用“严、公、廉、信、忠”等伦理原则对法家的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既强调法的对社会行为的主要规范作用，又不排斥道德、习俗等其他社会规范的补充作用，把法与社会的总体价值目标相协调，使法既制约臣民，又对君主的任意加以限制，部分解决了君主用法“独制天下”而自己“无所制”的矛盾。同时既重人又重法，为法奠定了生存的社会基础，满足了社会现实的需要。
而这些伦理原则又与儒家“德主刑辅”之“德”不同，一方面这些伦理原则要比儒家的“德”范围宽泛，“严、公、廉、信、忠”，有的是诸子某一家的伦理规范，有的是诸子各家思想中都有的伦理原则，不能简单地归入儒学一家；另一方面儒家的“德”重点在于“礼”，即由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构成的宗法纲常，“德主刑辅”也就是以儒家礼为中心的伦理规范为主，辅之以刑法，法的执行要受“礼”的治约。诸葛亮的法治思想与“德主刑辅”显然不同。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严之以法、宠之以恩，法律必须严明公正，君主也要受到限制，等等，这些都与儒家法治观大异其趣，有其独特的内涵。

二、刑事政策灵活，讲求人道。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往往峻急而缺乏灵活性，秦、汉的刑事政策也非常浩繁残酷。诸葛亮的刑事政策相比而言则要灵活、人道的多。《三国志》作者陈寿评道“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10），即是说定罪量刑要看认罪态度，伏罪坦白的可以从轻发落。廖立、来敏都因诽谤中伤君臣莸罪，诸葛亮在《论来敏》中还特别指出“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但是，对这些人的处罚则显然要比曹操处罚孔融轻得多。李严渎职被贬黜，诸葛亮并没有诛连其子，还写了《与李丰教》，意真辞切地进行劝慰开导。

同时还注重教化，用道德和法律教育百姓，反对不教而诛，强调“科”、“教”相辅而行。尤其重视上对下、官对民的身教，“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行，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已教人，是谓逆教；正已教人，是谓顺教。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为从则乱生。故为政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正因为诸葛亮以教为先、以身作则，蜀国才“刑政虽峻而无怨者”，“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11），收到了中国古代以法治国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