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期的郭敬明,就热衷于时尚。父母宠爱,基本上想买的都能买,“可能刚流行起一个东西,我就最先穿,最先玩。流行穿大裤腿的时候,我最早开始穿;大家还在穿普通球鞋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穿耐克、阿迪达斯,它们在老家刚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是流行了;那时候大家都戴棒球帽,突然我一个男生,开始戴绒线帽子,大家也会觉得很新潮、很奇怪。”
到了上海,郭敬明才发现,“流行到我们那个城市的,再小众的其实已经是大众的东西。”
2006年到2008年,一系列小说和杂志《最小说》的畅销让郭敬明有了比过去强大的购买能力。一段时间里,他疯狂地买各种奢侈品,“带着一种快意的恨在买”,随大流,迷信名牌。
郭敬明的一个朋友在网上爆料:“以前他买过一件Gucci的夹克,上面都是Logo。后来他觉得把Logo带出来是很土的方法,更发现这些所谓的名牌,也不是真正的奢侈品。”
2009年,郭敬明在他主办的《最小说》曝光了一小部分奢侈品,包括爱马仕的笔记本、LV的手提包、Prada的小熊钥匙扣等。
也是同一年,郭敬明写小说《小时代》,用了一种“把品牌丢出来”的写法。那时他对名牌已经了若指掌。一个中学生说,她看郭敬明作品的一大功效,就是实现了品牌、奢侈品的扫盲。
2013年,电影《小时代》里,文字中的品牌变成了看得见的实物——片中出现了服装、配饰、手袋等三千多件,以及七十多个服装品牌,包括Chanel、Gucci、Fendi、Givenchy等大牌在内,尽管它们的名称和logo在片中惟一出现的部分是片尾鸣谢。激烈的批评接踵而至:物欲横流,对奢侈品的极度渲染,会带坏小朋友。
郭敬明的回应是:“记录上海,肯定没办法逃避‘奢侈品’,满大街都是奢侈品,真实的生活里就有,怎么能回避掉呢?”
把名牌赤裸裸地写出来,郭敬明是有意的:“第一,我比较懒,不想不厌其烦地描述一件衣服,与其用几十个字‘他穿着一套非常狭窄紧身的黑色西装,剪裁让他看起来变态地消瘦,这种病态中又流露着一种男孩儿气’来描述,不如简单地说‘他穿着一套Dior的黑色西装’,于是大家就‘哦……’了;我很明白,《小时代》的写法一定触怒到某些卫道士或者持不同价值观的人的神经,既然要触怒了,那就索性更歇斯底里一点,惹得更毛。有讨论有争议是好事,比默默无闻好。”
“一辈子赚那么多钱不花,也挺荒谬的”
郭敬明自己的物质生活比电影更加直白。电影里宫先生热衷收藏的杯子,每一只的价格都在四位数以上,都是郭敬明自己的收藏。电影中出现的瓷器、油画、手工教皇靠背椅、水晶球摆件,以及古董老洋房,也都属于郭敬明。
大概六七年前,郭敬明开始收集杯子:喝可乐、红酒、白水、香槟的杯子分门别类。各种各样的杯子摆着,“就算不用,光是看看都好”。
郭敬明的喜好“一会儿一个”,2007年他买了第一套房子,兴趣渐渐转向了家居饰品、古董、瓷器、水晶灯,以及国外限量版的书。
郭敬明热爱Baccarat水晶灯,买了好几只,有人说这些灯“让人不敢直视,全水晶,一圈红宝石镶嵌”,传说最贵的一个高达45万元。郭敬明喜欢的是“它的切割工艺和那一颗作为logo的闪耀红宝石,很吸引人的眼睛”,不过,“那个灯不是45万,是79万”。
另一个在传说中大量出现的是一张Kenzo的茶几,据传价格高达一百多万元。“完全是误传。Kenzo的茶几没有那么贵,打折时可以便宜到几千块,也有贵的,但没有那么离谱。这是一个记者来我家采访的时候写的,可能是因为茶几上印着Kenzo的logo比较明显,而其他的家具没有logo。”
在一次采访中,郭敬明把被外界批评的这种奢侈作风算作“对自己今天的身份地位的犒赏”,“享乐没什么罪恶,这也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这一辈子如果赚那么多钱又不花,那还挺荒谬的”。
现在郭敬明自己的说法是,已经不太关心品牌或者价格,回归到物质本身:“一个从跳蚤市场花40欧元买回来的杯子,会比一个上万块的名牌包包更让我喜欢。而且也不太爱买了,一方面工作太忙,另一方面也觉得无所谓,真看到喜欢的,我也就买了,也不存在它是不是奢侈品。”
“我买过上万块一只的杯子,也会用几十块一只的杯子。我穿红底鞋,也穿普通的球鞋。我爱逛名牌店,但更爱逛旧货跳蚤市场,也喜欢上淘宝。”郭敬明没有淘宝账号,他的购买方式是,看到想要的东西就发给助理,让他们帮忙买,以至于他的四个助理早就买成淘宝的钻石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