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米的高空飞行，看厌了窗外的白云，随意从航空座椅袋里抽出一本杂志，是《中国航空》。
   











信手翻来，是一篇报道。文章记述的是浙江义乌。在叙述了义乌的GDP多少亿，财政收入多少亿，当地贸易额等等之后，为了说明义乌经贸的活跃程度，文章说，“一个县级城市，每天起落的国际航班达四十个架次，往来的国际客商达三千多人次、、、、、、”等等。读到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情绪涌上心来，一股气，一种感慨，也就不想再读下去了。
   











文章作者似乎对一个县级城市起落这么多的国际航班和往来这么多的国际客商，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个县级城市、、、、、、”，这么多的国际航班和国际客商似乎不应该出入于一个县级城市，而应当在一个更高级别的城市，或者是地级、省级，至少也应该是一个副省级的城市。
   











我们知道，义乌是国际知名的小商品贸易城。在全国的县级市中，其各项经济指标均排在了第一位。我的女朋友曾开车带我在义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并环城兜了半天，城市规模和面貌的确是我大开眼界。我在杭州也曾听说在义乌留宿的外国客人比杭州这个著名的旅游城市还要多，这也是事实。但为什么一个县级城市就不应该有这样的经济容量而一个更高级别的城市如果有这样的经济容量看上去就会觉得舒服些呢？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讲经济的发展有它固有的规律，哪一个城市和地方，适合发展什么是由它的历史、文化、环境、资源、技术储备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不是由你任命它一个县级、地级、省级的行政级别所决定的。老外纷纷到义乌贸易，决不是因为你是什么级别的城市，而是有钱可赚。级别再高，无资源可用，无生意可做，经济动物们决不会闻风而至。
   











在我国，官本位的观念还相当顽固，客观上，城市的确是划分为行政级别的，这是一个十分普遍，既成事实，但却十分可笑而滑稽的现象。就像我们把教授、科学家，学校、医院、电影院、研究所确定为什么级别一样。的确，在我国，省级城市比地级城市，地级城市比县级城市，经贸活动活跃一些，规模也大一些，但这绝不能说明上一级城市比下一级城市更适合发展经济，或者说上一级城市比下一级城市更会运作经济，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经济在其违背经济规律和经济结构畸形化方面已经走了有多远！
   











先确定了一个地方的级别，然后利用行政的力量去吸附人、财、物力，填充到相应的规模，而不管这一地方是否适合发展相应的行业、企业和商场。人为的使经济体量和行政级别相适应，已成为我国经济现象中的普遍行为。这种串糖葫芦式或金字塔式的行政经济或级别经济，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经济的“艳若桃花”的溃癕和糟粕。讲话讲错了可以改过来，文章写错了可以重写。一个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出了问题，那就是致命的。因为结构上的问题改造起来非常困难，就像建大楼，建坏了，必须推到重来。这一破一立，岂是几十万个亿的人民币所能填平的，而耽误的历史时间又怎么计算？
   











义乌是一个县级城市（这个说法是错的，但为了论述这一问题的需要，我先这样用），但它发展的事实说明经济并非依赖某一行政级别，同时也雄辩的说明，中国如果解决了经济比附行政发展的问题，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中国经济还要爆发出多么大的活力! 











事实上，城市不应该按行政级别来划分，而应当按城市常住人口划分为大、中、小规模城市，按照过去的标准，我国城市常住人口2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20万以上40万以下的为中等城市，40万以上100万以下为大城市，100万以上人口为特大城市。各级政府设在某地，体现的只是一个地点，行政级别指的是这一级政府，而不是说的这个城市。政府级别和城市规模完全是两个概念，怎么可以给城市戴上行政级别的乌纱帽呢？
   











概念的混乱导致理论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又导致行为上的混乱，经济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既是事实，又成了习惯。解决这一问题，纠正这一习惯，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极大的改善我国国民经济素质。可这又是多么困难的事！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