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有人从外地来到北京。
　　在过去的十年里，北京增加了472.9万外来常住人口，平均每天增加1296人。这在北京增加人口中占了四分之三，使北京的常住人口总数达到2114.8万人。
　　这让北京的政府官员感到头疼。上世纪80年代初的目标是“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但几年后，1988年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00万。北京目前执行的2004版人口规划要求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这一数字在2010年就被突破。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按照目前这个速度发展，意味着10年后的北京，需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住房1.3亿平方米；要增加交通出行550万人次；每年要增加6亿立方米水；天然气需要增加50亿立方米；每天增加垃圾6000吨；要增加中学167所，增加小学208所。
　　到目前为止，没有有效的办法阻止这些外地人的脚步。靠户籍？没有用，最近四年，进京落户指标都没有超过1万。

为什么要去北京？
这倒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北京有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

金钱永不眠
　　张妍是天津人，英国某名校毕业后，为了离父母近些，放弃了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机会，进入北京一家外资投资公司工作，地点在北京CBD。
　　这里是北京外企最为集中的区域，在三万多家企业中，世界500强就有两百多家。70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设在张妍周边的区域，这占到北京的七成。2012年，北京的外商投资企业有两万六千多家，同为直辖市的天津的数量不到北京的一半。
　　北京平均每天的企业生产总值接近50亿元，其中有6.95亿元是包括张妍在内的30万金融行业从业者制造出来的。不过北京金融业的重镇不在CBD，而在金融街——被长安街、阜成门内大街、太平桥大街、南礼士路四条街道围起来的近150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北京乃至全国金融资源最集中的地方。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这里办公，三分之一的全国商业性银行和60%的保险集团把总部设在此处，每天有10万人到1400多家金融机构里上班——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65万亿元，占全国比例接近一半。
　　这里是寸土寸金之地。美国的房地产及资本管理公司仲量联行发布报告称，全球最贵的办公地点中，金融街排名第三，仅次于伦敦圣詹姆斯与香港中环。但就这样，大量的企业还在想办法进驻这里，千合资本的老总王亚伟就正在作此打算。
　　现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海淀区北京国际大厦，距离金融街8公里，若交通顺畅，半小时即达。但对王亚伟来说，这仍太远了。这位被业界称为“中国股神”的大佬，感觉现在与行业交流太少，也难以忍受距离监管层较远——在他看来，这会一定程度影响自己信息的获取。
　　在这块弹丸之地，一天有上百亿的资金流进流出，一年政府能从这里收走2482.8亿元的税收。靠着这个金融大户，西城区也一跃成为北京税收最多的区域。2012年，西城区的税收总额为3074.2亿元，而内蒙古自治区一年的税收才2746.8亿元，安徽省一年税收3065.1亿元也不过和西城区相当。

学术与政治
　　中关村的势力范围内，有41所高校坐落其间，不乏北大、清华这类名校。李林就常去这些学校参加关于比特币的学术讨论。
　　教育，是这座城市最为优质的资源。北京有89所普通高校，这个的数字在全国范围内并无优势，但这些学校中有23所211院校——而在李林的老家湖南，只有4所。全国仅有的39所985高校中，8所在北京，而湖南只有3所。
　　虽然在同时位列211和985名单的中山大学已经做到了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的职位，但任剑涛仍然决定离职北上。2009年起，他进入人民大学担任政治学系的教授。
　　“当时也有上海的院校找我，”任剑涛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北京，一是看重其专业内部的竞争和优势，“北京聚集着更多优秀的人才，学术交流的平台更高。二是社会反响。北京集中着优秀的报刊和新媒体，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快得到关注和传播。三是权力反应。我们的研究更易引起中央和部委关注，我们也更容易成为中央领导的‘座上宾’。”这位以政治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以前在广州的感觉是，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在学术圈子里引起关注，“在中央看来，你就是一个地方机构。现在就不一样了。北京的优势是摆在桌面上的‘权力优势’”。
　　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然支持任剑涛的判断。2012年国家项目的课题数共有79343项，而北京的研究机构就承担了48100个国家项目的课题——这些课题经费支出达到455亿元，几乎是全国课题经费总支出1078亿元的一半。即便不考虑钱的问题，查资料在北京也要方便很多。单计算北京市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北京人均拥有图书数量为1.01本，很多沿海发达省份与此差距并不大，但加上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后，北京的人均数量则达到了2.69本。

唯一的长安街
　　北京的道路总里程5万多公里，其中有38公里极为特殊。2010年，它决定再向西延长6.46公里，就迅速吸引来了1350亿元的投资项目。它是长安街，它被定位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大部分中央机关都在这条街上。
　　冯楚军是北京公意智库咨询中心的研究员，198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之后，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现在开始做起了长安街的生意。“我之前在一些中央部委有不少关系，以前的同事和同学有在体制内的，有先天的管道能够服务于中央部委。”冯楚军说，他们后来承接了发改委、住建部等中央部委的许多课题。
　　而这些经历转而又成为冯楚军他们拓展业务的资本，“我们现在做的大量课题是地方政府的……因为中国社会是自上而下的，地方上会认为‘北京的和尚好念经’。由于我们给中央部委做过咨询的经历，也比较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中国，与长安街发生联系，意味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证。

而对北京来说，长安街则是上述一切的源头。“计划经济时代的早期格局没有打破，国家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导致北京的资源高度聚集，成为一个‘城市黑洞’。北京资源和其他城市相比，某些领域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只能在有与无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任剑涛说，北京之于自己，不是认同关系，而是交易关系，这几年，每到放假，自己就会马上回到广州。
　　但只要有资源，离开的人就会回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即便有的人既不知道北京是否需要他，也不知道北京能给他什么，你也不能说这是盲目的选择。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说穿了 就一句话：全方位的资源垄断

一脸贵族的气息 给跪了 我不会去北京的。除非旅游

我要逃离北京了...

虽然现在的北京发生了这许多事情 但我依然热爱这块土地。。。

为什么要去北京？因为不去北京哥就拿不到足额的发票，哥的货就没人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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