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哗著《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 “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绥。”(注7)这是继班固《汉书》之后，反映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倭奴国是倭人奴国之意，是《汉书》中所载百余倭人国家之一。据日本史学家的考证，这个古代矮人国家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北九州博多湾的福冈市一带。

这是日本史学界和考古学家根据下述情况做出的科学结论。第一，在福冈市稍南些的须玖遗迹中发现弥生时代的古坟群，从中出土大量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以及发现弥生时期种植水稻的农耕遗迹，甚至发现炭化的大米粒。古坟群中有一座盖有巨大石块的瓮棺，日本史学家认为墓中的主人，可能就是奴国的国王。第二，在博多湾的志贺岛发现光武帝赐给奴国国王的金印。一七八四年(日本天明4年)春，在当时的筑前国糟屋郡志贺岛叶崎地方(今福冈县粕屋郡志贺盯)，农民甚兵卫因田地水沟流通不畅，于二月二十三日进行修筑。在挖沟时掘出许多碎石，碎石下覆盖一块两人方可移动的大石移开大石，下有一石室，从中出土一颗金印。该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纽，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个五个阴刻篆字。经日本史学家鉴定，该印的大小尺寸符合汉代“方寸之印”的规定：蛇形纽饰也符合汉代授与夷王印章的规定。因此，断定它就是光武帝赐给奴国国王的那颗金印(中国历史学家黄遵宪在日本时曾亲自见过这颗金印) 这颗金印现为日本黑田氏收藏。

补图：汉委奴国王金印

范哗在《后汉书》中没有记述奴国的社会状况，也没有记载朝贺时赠送礼品的名单，这对了解奴国的情况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可是，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在奴国一带进行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欠。综合日本史学界的考古成果，可以了解二千年前奴国的大概情况；今天的福冈平原，大体上就是奴国的版图。福冈平原有两条河流，御经川和那坷川东西汇流于此，正是栽培水稻的适宜地点。从发掘出的农耕遗迹和炭化大米粒可知，奴国的水稻栽植已很盛行，渔猎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平原的中心有一丘陵地带，现在叫作板符台地，站在台地上面可以俯览整个奴国平原。从台地往前约三公里，是现今的须玖遗迹。这个古坟群拥有近千于座坟墓，这样多的古坟反映出当时的奴因人口众多。从墓的形状看，有一般的瓮棺墓和独特的上面盖有巨大石块的支石墓。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般的“弥生式”陶器和铜矛、铜剑、铜镜等随葬品。从墓的形状和随葬品的多少甚至没有随葬品的状况可知，奴国已出现阶级分化。但是从其向汉光武帝朝献时没有进贡“生口”这一事实分析，奴国的奴隶并不多少。

由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基础，因此奴国在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之间进行交换互通往来，而且还经常派遣使节去乐浪郡和汉政权发生接触。这种情况表明；奴国是当时候人国家中具有政治经济影响的先进国家。公元五十七年，奴国国王为扩大同汉政权的联系，派使节去汉都洛阳，与汉政权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但是，据现有史料看，汉政权没有同奴国以南的侯人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后汉书》倭侯人传才有奴国是“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记述，据史书载，奴国赴汉都洛阳的使节，自称其官衔为大夫。本夫不是倭人国家官职中的固有名称。大夫这一称谓，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很为盛行，出使各国的使节对方常以大夫相称，战国时期或秦汉之际，因避战乱而移居日本群岛的汉族人民，对这称谓及其所反映的身份是很熟知的。

据范哗《后汉书》记载，继奴国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约半个世纪，北九州的另一个倭人国家伊都国也派使节至洛阳，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后汉书》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字，因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版《后汉书》东夷传倭条的文字如下：“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这里没有提到伊都国的名字，只记为“倭国”。但据宋版《通典》所引《后汉书》的文字为“倭面土国”，据《翰苑》注引《后汉书》的文字为“倭面上国” 这里的上字显然系土字的讹错，因而仍是倭面土国。又据日本史学家木富泰彦所见传入日本的古本《后汉书》的文字也为“倭面土国”。 由此可知，范哗在《后汉书》中所记的原文实为“倭面土国”。

据日本史学家的考证，倭面土国即是伊都国。由于奴国和伊都国在汉代桓、灵以后，已成为日本新兴国家邪马合国的属国，因而在几百年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如魏征的《隋书》、李延寿的《北史》等，都根据邪马台国时期奴国、伊都国和邪马台国已成为一个国家的事实，把前此三个国家的历史捏合在一起叙述。宋以后的史学家大都遵从唐代史学家的意见，更晚些的史学家在重刻范哗《后汉书》时，甚至把“倭面土国”误认为是衍文而予以剔除。幸而中国的历史家在收集和编纂史书时，保存了原书的本来面目，例如宋刻的杜佑《通典》。更值得庆幸的是中日两国的收藏家们，居然收藏了宋代刊刻的《通典》，使我们在今天尚能看到原书的真面目。

伊都国的所在地点，目前日本史学界已有定论，即在今北九州系岛半岛上，福冈县系岛郡前原町的旧恬土村一带。在这一带，些弥生时期的古代遗迹，例如，平原遗迹、井田支石墓、三云遗迹、志登支石墓群等，都是古伊都国的遗迹。在三云和番上两个发掘点中，发现三处直径十米的圆形居住遗迹和方形居住遗迹。从这些遗址中发现了铁器，其中有被日本考古学家推定为，公元一世纪左右中国后汉时期的素环刀(刀柄部份成环形)、铁斧、直径约一厘米的透明玻璃玉、管玉、盛食物的杯子等。在日本全国各地弥生时代的居住遗址中，发现这样多的铁器还是罕见的。日本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遗址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贵人即统治者的居住址。

从遗址中出土如此多的中国铁器；说明这些遗址的主人或者可能到过中国，或者可能同中国有过贸易关系。此外，日本考古学家在平原遗址的古坟群中，发掘了一座古墓。从中出土中国汉镜四十二之面，有四面在白本所有出土的汉镜中是最大的，而且有一面是极其罕见的“内行花纹镜”。汉镜在日本的古代，被认为是权力和统治的象征，这四面最大的铜镜，象征着墓主人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墓的四周绕以方沟在方形台地中央挖方形坑，其中安放宽一米、长三米的木棺。据日本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墓葬形式极类似中国战国时代的墓葬形式，并且认为墓的主人可能就是伊都国的国王。该墓的埋葬时间，大体上在 公元二世纪的上半叶，，下距即将出现的邪马合国只有五十年左右，正是伊都国向汉政权献“生口”一百六十人以后不久。从伊都国王一次向汉政权献“生口”也就是奴隶—百六十人看，这个时期，伊都国内的阶级分化已经很明显了。
上图为内行花纹镜

不过，向汉政权所贡献的礼品单中，只有“生口”一项，也说明伊都国的生产并不怎样发展，除生口之外，无其他可作礼品贡献的。但是，从四面最大汉镜看，当时的北九州，特别是伊都国可能是日本群岛上倭人国家中最先进和最有势力的一个国家。他自己和汉政权保持着政治和经济即贸易的关系，并且以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地处交通要道，控制日本群岛各倭人国家同中国的交往关系。这点，在《后汉书》的记述中，也有反映。《后汉书》载：“倭面土国王师升等献生口” 这一“等”字表示：从奴国到伊都国这五个年间，同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倭人国家多了。而且，《后汉书》单独标出伊都国作为倭人国家象征性代表这点表明，他对邻国是有影响的，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九州具有政治影响的国家从奴国到伊都目的变化，客观上显示出日本群岛上倭人国家某种发展趋势。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日本群岛上诞生了邪马台女王国，一个拥有三十几个倭人属国的比较大的王国。
PS：倭国真心穷，只好拿自己的人当贡品。。

东汉政权自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伊都国朝献以来，由于外戚、宦官和官僚集团派系间愈演愈烈的党争，以及农民和各地少数民族不断爆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起义，国力日衰。到东汉末年，各派势力的混战，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献帝初年，辽东太守公孙度乘中原局势紊乱之机，割据辽东，自称辽东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其子公孙康立，根据当时倭人国家和乐浪郡的频繁交往关系，特于乐浪郡南部分设带方郡（公元205年)集中管理与倭人国家间的交往事宜。到第三代公孙渊时，势力大增，于公元二三七年晋称燕王。

公孙渊的强大，不仅“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而且与雄据南方的吴国建立联系。这种形势对力图消灭吴、蜀独霸中原的魏国，已构成心腹之患。公孙氏不除，魏用兵于吴、蜀时，将有严重的后顾之忧。因此，魏灭辽东势在必行。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春正月，魏明帝决意灭公孙渊，令太尉司马懿率军进击。据史称，司马懿受命之后，为断公孙渊的后路，在大军未启程之前，“密遣带方太守刘听，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然后司马朗大军于六月抵辽东，七月困公孙渊父子于襄平(今辽阳一带) 八月八日破襄平城，公孙渊父子被擒，传首级于魏都。公孙渊辖地辽东、昌黎、元茧、乐浪、带方五郡并于魏，改治为平州。至此，魏拥有乐浪、带方二郡，遂为魏与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

邪马台女王国自成立以后，在何时同东汉政权建立联系，无文字可考。但是，女王国所辖北方各国，如对马、壹歧等，因粮食不足，常需去朝鲜半岛各国购买粮米，其他国家也需至朝鲜半岛交换铁器，以备所需。北九州的奴国和伊都国等和汉政权曾经建立过外交关系，所以，女王国同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实际上保持着频繁的贸易交换关系。陈寿在《三国志》倭人传中所载：“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就是指此而言。到公孙康称霸辽东时，女王国同乐浪郡之间的交换关系比较频繁，因而促使他新设带方郡，以专理与邪马台国家间的事宜。因此，邪马台女王国对辽东和中原的政治形势非常了解。当魏于景初二年春，派军队夺取乐浪、带方二郡后，卑弥呼女王立即派出使节赴带方郡，要求与魏建立外交关系。

魏明帝的沼书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最早和最珍贵的历史文献值得一读，现将其全文转引于下：
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令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绶。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绎地交龙锦五匹、绎地绉粟局十张、蒂涤五十匹、柑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柑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局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这不足百字的沼书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热情，对邪马台女王国表示礼遇和克制，是历代中国皇帝给属国的沼书中所仅见的。这不单是反映魏明帝在平定辽东军事胜利后的喜悦情绪，而且流露出他对“倭人来朝”这一刚形成的国际局势踌躇满志的思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