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大年初一，所有人都喜气洋洋，小孩们更是成群结队、挨家挨户的“扫荡“拜年。现在坐在网吧里高喊着爆头的小孩们，根本想象不到他们的爸爸、爷爷们当年，拜年时的战利品只是一些瓜果、几分钱或者几毛钱，加起来没有他们游戏中的一把枪贵。”爷爷奶奶过年伙喜，枣核桃也装里“这样的拜年声音，就如同一个时代的绝唱，回响在老一辈中阳人封存的记忆里。
这一天，刚结婚的新人们也要“打圈“拜年。小两口提着酒壶满村子转，敲开长辈们的家门，跪着倒上酒，嘴里还要配上”XX大人过年好“的同期声。
当然，除了拜年，全家人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做。早上起来吃挂面，是中阳流传久远的习俗。响完开门炮，就可以开吃了。挂面浇的菜，一定得是前一天熬的，象征年年有余。院子里的天地、土地、灶君、财神等各路神仙，当然也得伺候好了，全家人一早就需要点香磕头。办完了这些事，村里的庙也是重点光顾对象，不论供奉的是太乙真人，还是送子观音，这一天是不愁没有市场的。
吃完挂面，下午三四点就该吃扁食了。我们小的时候，大年初一吃的是好面扁食，初二、初三吃的是荞麦扁食。还有一些流传下来的习惯，比如，初七吃的是记性面火烧，用来“长记性“；初十讲究“十不动“，吃莜面窝窝。
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早上，天不亮就早早跑出去拜年，脚冻的疼就跑回来放在火上烤。结果忘记脚上新穿的是呢绒袜子，一下子就被烧了个洞，气的我爹要骂我，慌忙被我妈给拦住了，说大年初一你骂孩子干什？
因此有许多禁忌是必须要掌握的。比如，这一天，不能扫炕、扫地，不能倒水，怕扫掉财；不能骂人、不能唾、不倒尿盆，怕招惹晦气。有的地方这一天不吃肉，甚至这一天吃的油过豆腐、山药都不能用猪油，而改用麻油。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大年初一都吃不上一顿好面，能吃上莜面、荞面的人家就算不错了。所谓物以稀为贵，正因为吃不上，才觉得分外香。也许正是这种分外香，构成了对过去浓浓年味的美好注脚。很多时候，当往日的日思夜想成为了今天的习以为常，我们还能追求什么?
同样的道理，我们小的时候，拜年能得到一天下来能拿到几块钱，已经是一笔巨款了。那会的几块钱，可以买好多想吃的猪尾巴、想看的小人书了。到了我的孩子手上，有一次朋友给了孩子五块岁岁钱，让我的父亲大为感叹：岁岁钱就给这么多，以后结婚的时候怎么上礼了？二十多年来，岁岁钱从五块到五十，再到几百，到现在已经基本被推倒了——没人给了。从少到多再到无，是一种金钱积累的提升，但其中所凝结的惊喜与渴望，却也被反向抵消掉了。
以前的人们过年，坐在一起聊的是今年的雨水收成，现在的人们过年，坐在一起说的是邢立斌倒塌了、钢厂过年还要上班了、做个什挣钱了。说的内容本质上没甚进步——全是说生计；但以前的过年是内容，是一家人齐心协力过日子的诚挚祷告；现在的过年是形式，内容就是春晚、吃饭和放炮。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母亲早早的就开始为我们做过年的衣裳和鞋。小子们过年穿的是“司令鞋”，汝子米穿的是“舌头头鞋”。半夜醒来，经常能看到她裹着被子，蜷在炕头给我们缝鞋。针穿过鞋的刺刺的声音，和油灯哧哧的声音，在当时听来是过年的前奏，在现在想来，更是亲情的绝响。他们混合起来，成为我记忆中过年的符号。
因为不易，所以珍惜；因为珍惜，所以刻骨铭心；因为刻骨铭心，所以记忆犹新。人们总在说，现在的过年太寡气，不像那个时候气氛那么浓，不像那个时候那么欢喜。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年的功能自然下降了——想吃什、穿什平时都能买，不用等着盼着这一天来实现了，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准备了。但人们忽视了，过年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寄托和亲情凝聚的载体。
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姐姐妹妹正月里没做的，就商量着骑自行车去离石看我的老姑。当时她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看到我们来了，欢喜的不行行，“侄儿侄女们来看我来了“，赶忙下厨给我们做的莜面，炒的菜是山药见见和鸡肉丝。吃完饭，我们非要走，老人留不住我们，拄着拐杖把我们送到门口，老泪纵横：”你们爷爷那会来看我的时候，走张子山，路上就得好几天，来了能住一两个月；到了你们爹手上，来了还肯住个一两天；如今你们来了，吃完饭就要走了。一辈差下一辈咧！“
这一天，刚结婚的新人们也要“打圈“拜年。小两口提着酒壶满村子转，敲开长辈们的家门，跪着倒上酒，嘴里还要配上”XX大人过年好“的同期声。
当然，除了拜年，全家人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做。早上起来吃挂面，是中阳流传久远的习俗。响完开门炮，就可以开吃了。挂面浇的菜，一定得是前一天熬的，象征年年有余。院子里的天地、土地、灶君、财神等各路神仙，当然也得伺候好了，全家人一早就需要点香磕头。办完了这些事，村里的庙也是重点光顾对象，不论供奉的是太乙真人，还是送子观音，这一天是不愁没有市场的。
吃完挂面，下午三四点就该吃扁食了。我们小的时候，大年初一吃的是好面扁食，初二、初三吃的是荞麦扁食。还有一些流传下来的习惯，比如，初七吃的是记性面火烧，用来“长记性“；初十讲究“十不动“，吃莜面窝窝。
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早上，天不亮就早早跑出去拜年，脚冻的疼就跑回来放在火上烤。结果忘记脚上新穿的是呢绒袜子，一下子就被烧了个洞，气的我爹要骂我，慌忙被我妈给拦住了，说大年初一你骂孩子干什？
因此有许多禁忌是必须要掌握的。比如，这一天，不能扫炕、扫地，不能倒水，怕扫掉财；不能骂人、不能唾、不倒尿盆，怕招惹晦气。有的地方这一天不吃肉，甚至这一天吃的油过豆腐、山药都不能用猪油，而改用麻油。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大年初一都吃不上一顿好面，能吃上莜面、荞面的人家就算不错了。所谓物以稀为贵，正因为吃不上，才觉得分外香。也许正是这种分外香，构成了对过去浓浓年味的美好注脚。很多时候，当往日的日思夜想成为了今天的习以为常，我们还能追求什么?
同样的道理，我们小的时候，拜年能得到一天下来能拿到几块钱，已经是一笔巨款了。那会的几块钱，可以买好多想吃的猪尾巴、想看的小人书了。到了我的孩子手上，有一次朋友给了孩子五块岁岁钱，让我的父亲大为感叹：岁岁钱就给这么多，以后结婚的时候怎么上礼了？二十多年来，岁岁钱从五块到五十，再到几百，到现在已经基本被推倒了——没人给了。从少到多再到无，是一种金钱积累的提升，但其中所凝结的惊喜与渴望，却也被反向抵消掉了。
以前的人们过年，坐在一起聊的是今年的雨水收成，现在的人们过年，坐在一起说的是邢立斌倒塌了、钢厂过年还要上班了、做个什挣钱了。说的内容本质上没甚进步——全是说生计；但以前的过年是内容，是一家人齐心协力过日子的诚挚祷告；现在的过年是形式，内容就是春晚、吃饭和放炮。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母亲早早的就开始为我们做过年的衣裳和鞋。小子们过年穿的是“司令鞋”，汝子米穿的是“舌头头鞋”。半夜醒来，经常能看到她裹着被子，蜷在炕头给我们缝鞋。针穿过鞋的刺刺的声音，和油灯哧哧的声音，在当时听来是过年的前奏，在现在想来，更是亲情的绝响。他们混合起来，成为我记忆中过年的符号。
因为不易，所以珍惜；因为珍惜，所以刻骨铭心；因为刻骨铭心，所以记忆犹新。人们总在说，现在的过年太寡气，不像那个时候气氛那么浓，不像那个时候那么欢喜。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年的功能自然下降了——想吃什、穿什平时都能买，不用等着盼着这一天来实现了，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准备了。但人们忽视了，过年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寄托和亲情凝聚的载体。
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姐姐妹妹正月里没做的，就商量着骑自行车去离石看我的老姑。当时她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看到我们来了，欢喜的不行行，“侄儿侄女们来看我来了“，赶忙下厨给我们做的莜面，炒的菜是山药见见和鸡肉丝。吃完饭，我们非要走，老人留不住我们，拄着拐杖把我们送到门口，老泪纵横：”你们爷爷那会来看我的时候，走张子山，路上就得好几天，来了能住一两个月；到了你们爹手上，来了还肯住个一两天；如今你们来了，吃完饭就要走了。一辈差下一辈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