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华侨研究专家王庚武教授把华人政治活动分 为三个时期：１８７４—１９００年前后、１９００年前后一 １９４５年、１９４６—１９６９年。
他将华人分为三个群体：
一 是关注中国命运与中国共存亡的最具政治欲的群 体，
二是关注商业与社团利益的政治冷淡群体，
三是 缺乏明确身份但一般都效忠于居住国的群体。ｒ１〕
崔 贵强研究员将华人国家认同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三个层次。
向大有先生将华人国家认同分为六种 模式，其中“泰国、菲律宾型”指：华人落地生根融入 当地社会的程度较深，被“自然同化”的成分较多，原 有民族意识逐步消失，在社会生活中有相当地位和 影响。Ｃ３〕
这些理论形成了华裔国家认同的研究基础， 但是如果运用政治学理论进行剖析，更容易抓住问 题的本质。本文运用国家认同理论，整合政治学、历 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及方法，梳理华裔与泰国１９３２ 年革命的关系，研究华裔国家认同的产生、宣示和巩 固，探讨华裔国家认同的起源和影响。
为此，提出三 个假设：国家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 的；泰国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华裔具备泰国公民 的资格。

二、泰国华裔认同的产生与强化 国家认同以国家意识为前提。
东方君主制国家的确立，为国民提供了国家认同的明确对象的基本 条件。泰国自１２３８年建立素可泰王朝以来，一直是 中南半岛上的重要国家，得到国民的认同，与华裔之 间也形成了双向认同。 华裔与泰国的双向认同，是华侨移民史发展和 自然同化政策的结果。长期以来，泰国以独具亲和力 的同化政策吸引着中国移民。到１９３２年泰国立宪革 命时，出现了三次华侨移民泰国的高潮。
１６８８年泰 国驱逐西班牙人、荷兰人等欧洲侨民后，转向倚重华侨，并延续到华裔。经 济上，利用华侨实施王室垄断贸易制度。政治上，从 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皆任用有才能的华侨。社会 上，华泰通婚，两族融合。华裔则投桃报李，患难见真 情，国难当头，挺身而出。１７６７年阿瑜陀耶王朝为缅 甸所灭，华裔郑信领导了卫国战争。华人积极参与， 不但捐钱捐物，而且近万人直接参加战斗。郑信被拥 为王，建立吞武里王朝，泰国史称为第四位大帝。 华裔与泰国之间的双向认同，在１７８２年建立的 曼谷王朝得到延续和强化。

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时 期，一度占有经济优势的华人包税商几乎全部被吸 收进入泰国的官僚阶层。２０世纪最早的一批华侨官 僚家族，例如沙拉信（Ｓａｒａｓｉｎ）、云达军 （Ｇｕｎｔｒａｋｕｎ）、Ｐｒａｃｈｕａｐｍｏｈ、Ｖｅｊｊａｊｉｖａ、梳拍诺隆、 Ｐｈｉｓｏｎｂｕｔ、披讪朴、纳拉廊（Ｎａ ｒａｎｏｎｇ，许泗漳）、 Ｌａｏｈａｓｅｔｔｈｉ、颂木是里、初律沙天、触蒂甲朴甲纳和 纳宋卡（Ｎａ Ｓｏｎｇｋｈｌａ）等，其子女大都进入官僚阶 层，以泰人身份活跃在政坛。〔４〕（９１１Ｄ
在始于１８７３年 的朱拉隆功改革运动中，泰王和华侨相得益彰，华侨 为泰王提供物质力量，使君主专制得以建立和巩固， 泰王通过公务员制度，将华裔吸收进入官僚集团。 １９２７年拉玛七世视察华人学校时称：泰人与华人血 统已合而为一，华裔高级官员为数众多。Ｉｓ〕 个人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 系统，包括对国家的认知体系和情感体系。华裔拥有 了泰国的国民身份，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得到国 家的保护，从而产生了对泰国的归属感。 作为意识和态度，国家认同存在强弱差异，既反 映在个人情感中，也反映在群体力量中。
从泰国 １９３２年立宪革命中华裔的贡献看，两者间的双向认 同已经实现质的飞跃。 组织立宪革命的人民党领导共５７人，其中２１ 人具有中国血统，并对拥有中国血统引以为豪。１９３２ 年８月，一个华裔人民党成员向曼谷的中华总商会 解释革命的起因和目标时说：“奇怪的是，泰国人大 体上是中国血统……像我本人，别人以为是泰人血 统，其实是中国血统……那些已经成为泰人的中国 人有权发表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看法。”〔６〕

三、泰国华裔参与革命的动因及治国实践 国家认同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态度，是国家历史 发展和个体社会化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人确认自己 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的心理活动”。〔９１尽管出生时就被赋予国民身份，但 国家认同也会随着个体经验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包括改造国家的动机和行为。
（一）泰国华裔参与革命的动因。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泰国的国际遭遇和亚洲的 民族解放运动，激发了华裔组织和参与立宪革命的 动机。 １８５５年泰国被迫与１１个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 条约，陷入被掠夺的境地。虽然朱拉隆功改革集中了 中央权力，提高了泰国国力，但无法改变泰国的国际 】２５　万方数据 地位。根据条约，所征进口关税不超过３％，无法抵 御外国资本，工业生产受到很大冲击。而国内在君主 专制统治下弊病丛生，“家族政治”体制和低下的行 政效率都是改革派批判的重点。〔１０〕
１８９６年英法在 伦敦签署《关于暹罗王国和其他事项的声明》，达成 泰国作为缓冲带的协议，使泰国成为近代东南亚唯 一的独立国家，但没有改变泰国殖民地经济的地位。 １９２９年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市场缩小，泰国经济 陷入困境。拉玛七世内外交困、无计可施，只好下令 增加税收、削减开支、大量裁减公务员和陆军军官。
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朱拉隆功改革，使华裔接受 了西式教育，明白了国家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改革期 间，由于商业竞争的加剧和意识形态的改变，许多成 功的贸易商、包税商和买办放弃重利传统，转向王室 庇护，将华裔送入新式学校，企望培养成为高级官 僚。华裔在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时，也接受孙中山 的革命民主思想，他们认为君主专制已经不合时宜。 １９１２年华裔参加推翻君主专制政变，未遂。１９２７年 华裔组织或参加了人民党，提出“推翻贵族专政”、 “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口号。

亚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高涨，造成华裔宣示 国家认同的强大压力。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初，西 方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理念传入亚洲，引发 大规模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受 到居住国和祖籍国民族主义的双重冲击。１９０９年清 政府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以及１９１２年民国政府 制订的《中华民国国籍法》，都坚持血统主义原则。 １９１３年泰国实施《国籍法》，则坚持出生地原则。
华 裔双重国籍问题以法律的形式凸现，华裔国家认同 受到质疑。１９１４年泰国拉玛六世亲自撰写《东方的 犹太人》，批评泰国华人只图赚钱，缺乏国家与本土 观念，缺乏对居住国的效忠意识。 国家认同是个人认同的最高归宿。泰国君主专 制不但不能解决泰国的国际问题，不能有效保护泰 国的利益，反而损害华裔的利益，质疑华裔的忠诚， 从而导致接受西方教育的华裔决心改造国家。

单一国籍等于抛弃海外领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