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得主流之后不改本质
汪峰的歌，我没有一首没听过，也没有一首不会唱。其作品，情感真挚，忧伤、郁愤、正气、激昂，画面感极强，为数不少的爆发瞬间堪称歇斯底里。15年来，他 从头至尾的作品都在关注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困惑，对于失败者或曾经遭遇坎坷挫折的人，有着感同身受的震撼力，唱出了大家想说而只能偷偷说给自己听的 悲泣之音。这种以个人疼痛体验为基调，以哀婉伤感、狂烈嘶吼来展现和抗争的淋漓表达，特别打动人心。他的多首作品都在宣泄着人在失败之时的无力感、脆弱 感，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无人问津，走投无路，想重新崛起，可又看不到未来，深深绝望，不知从何选择。这种彷徨挣扎，乃是如此入血入骨，曾令我数度落 泪。即使大家以为汪峰如今已经相当成功，变得富有，受人尊敬，甚至被视为新一代摇滚教父，也在各种媒体和他本人的演唱会上让观众体会到摇滚人本就该有的人 格魅力和精神境界，但他仍在表达着另一种更深层的挫败感，即精神丧失的危机——那种有了几百万几千万以后心却空空如也，根本找不到自己真实面目的失心现 象。心的原真性一旦丧失，人不过是行尸走肉，酒饭皮囊，物化奴隶。《春天里》就是这样直指人心的经典之作，具有时代性。

关于外界对汪峰的争议，我有真实体会。那时汪峰的《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我爱你中国》、《我们的梦》正如火如荼，他也为北京国安足球队唱过队歌 《英雄》，为奥康集团有限公司唱过企业公益歌曲《风雨同行》，拍过MV，据说后者耗资总计500万。一时间，汪峰成了励志歌手，成了爱国青年，成了被大企 业大老板看重的弄潮儿，多少人期望借他之口来宣传自我，包括国家。人民早已听腻了美声、民歌那种粉饰太平、虚情假意的歌功颂德，突然有一天听到有这样一位 摇滚歌手如此沙哑、高亢、深情、沉醉的赞美，有人兴奋，有人迷惑，更有人嗤之以鼻。某天，与一位知名乐评人面对面聊天时，我仅仅背颂了汪峰“于我心有戚戚 焉”的歌词，来自《瓦解》，“我们这代人用青春购买着梦和灵魂，可残酷的变化将大脑洗练殆尽，价格昂贵的虚无，日复一日的眼泪，填满了这世界上最优秀的心 脏”，该乐评人非常不耐烦：“你这样的人，居然也提到汪峰这种垃圾？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到这个人！否则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我问为什么，他嘴角冷笑，淡 淡地说：“对这个向体制和商业投怀送抱的垃圾，我还能说什么呢？” “投怀送抱”，先且不说是不是事实，也不去论证“投怀送抱”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即使真的如此，这仍然不是问题的重点。摇滚人是否必须是体制和商业的反对 者？为什么要反对？是为反对而反对，还是如同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我即是天下”，无论何时，必须杀戮权贵、杀戮人民？我的见解是，不管你同不同意，实际上， 在中国，大多数的精英在体制内。体制外有影响的人有不少也是首先进入过体制，然后又反叛体制、对抗体制，直到成为新体制的人，或依然回到旧体制之中。这个 体制，有比体制外丰富得多且几已形成垄断地位的各种资源。这就像北京之外的艺人如果要取得成功，大多要首先获得北京文艺界的认可，方有更大可能。不管你悲 哀不悲哀，事情大致如此。欲要改变这个体制，对其构成影响，有相当的冲击力，先决条件是不能以体制外的自我膨胀来平衡自己。即使你想瓦解它，或想让它从里 到外都更合理，更公平，你也应当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弱小、边缘、底层，而不能妄自尊大。除非你有足够能力创造一个新的体制，根本不在游戏规则之中，否则你 就需要找到体制之所以强大、之所以吸附各种精英的深层原因。

奋进且勇于思索的公民
由于多次现场演唱汪峰的歌，多年听、练和研究其所有作品，我承认，我激动了。我激动得在25岁那年，通过邮局向汪峰寄去我的大量摇滚诗和电视剧剧本《中国 的主人》；我激动得一次次将汪峰多年挣扎的那种无力、彷徨、忧郁、愤怒、呐喊、嘶吼，变成了我的个人体验，而实际上我也的确是有这样体验的一个人，甚至比 汪峰本人，比《晚安北京》里的王凡还要底层得多、边缘得多、无助得多、忧思得多、愤怒得多，也敏感得多，敢言得多，当然也要犯忌讳得多，被视为“危险”得 多。这样一个我，基于无数次对汪峰作品的个性翻唱，得到了太多人发自内心的掌声，也得到了太多人对汪峰的赞叹和感动，甚至连这个国家负责意识形态统治的官 员也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说“汪峰这个人有才”。因为汪峰，我认识了太多的“汪峰迷”，他们总是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自己”开头，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他们 的辛酸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汪峰”这两个字早已超越音乐范畴，走入了各阶层人的内心世界，影响了社会人心，激励了太多失败者重整旗鼓，推动了太多思考 者关怀社会。说得更大些，他正在做的事情，已经具有相当的国家改良意义，而且这种改良永不停歇。

汪峰如今已不是《晚安北京》里的王凡，比起王凡来，他更称得上是一个奋进且勇于思索的强大的公民。小说里的王凡，是那个迷失于自我，迷茫于社会，看不到希 望的平凡青年。在《晚安北京》里，王凡一直在爱与欲的痛苦中疯狂挣扎，自闭，消沉，浮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也从不关心他人的命运，即使有人在乎他，他也感 觉不到温暖。他深深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乃是如此虚无。他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因为没有钱，他和现任女友分手。因为捡到钱包，他想请两个女人吃一 顿饭花完3000块，为的是释放自己，过完“活得像个人”的一天。他还爱着他暗恋的于小红，可于小红正在给香港男友当小三儿。芳芳挑逗他，诱惑他，可他就 是没感觉。他最终的释放，是几乎和于小红上床成功，但黑色幽默是，黑暗中躺在他身体之下的女人不是于小红，而是芳芳。最惨的是，芳芳压根没把王凡当回事， 纯粹跟你做欲望交换而已，还骂他是个屁。《晚安北京》写得极其绝望，王凡本来就失败透顶，打牌想输钱却赢了钱，捡了钱包却掉在下水道里拿不出来，请人吃饭 想埋单却因为一起黑社会打斗事件被免单，想和于小红**却被芳芳嫖了。他的这颗破碎的心，总在冲动的欲望中沸腾，但外在的世界回应他的，不是根本没把你当 回事，就是纯粹戏弄你。他绝望透了，昏昏沉沉地走上大街，最后被车撞死了。

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残酷。你爱过很多人，但很多人都离你而去；很多人爱过你，但你总倒在自我虚设的洞里，连感觉都很难真实，更不用说感情了。社会变 化得让人眼花缭乱，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纸迷金醉的时代，再圣洁的东西都已被糟蹋得体无完肤，毫无尊严，然后更多的人接受，继续接受，麻木，继续麻木，享 受，继续享受，而青春就这么流走，你早已找不到真的我，离你最初的理想越来越遥远。你可以想象，像汪峰这种从五岁就被逼着拉小提琴的没有童年的人，像汪峰 这种曾经抛弃体制结果被生存和理想搅得头痛欲裂的人，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在他的音乐世界里，他是个强人，但在可以养活自己之前的岁月里，他恐怕连活下去的 勇气都是靠不甘心、不忍心以及极少数歌迷的鼓励，承受住了孤独，承受住了打击，才最终向成功迈进。他从小众走向大众，与其说是对体制和商业的某种妥协，倒 不如说是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自闭、孤僻中解放出来，以更高的角度、更大的视野、更远的眼界，来重新对待自己的人生。尽管他依然如王凡般愤世嫉俗，但已 经不再如王凡般自说自话，他开始想到自己这些可能在别人眼里根本没用的话，也有可能成为大家的共鸣。到后来，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创作本来就不能有太多 “迎合”之念，越是真实得足以打动自己，说服自己，才越有可能打动大众，说服大众。事实上，他做到了。

当大众和媒体将汪峰推到现在这个地位的时候，他面临的束缚将是超乎想象的，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事不能做，很多题材不能碰。如果非把自己逼急了，也要想尽一 切办法不那么直白，不那么敏感，不那么容易被各种势力来给自己和团队找麻烦。他也随时准备着再次回到一无所有——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说他做过最坏的打算 ——即使那样，他还是要坚持创作。他之所以干这一行，首先不是因为这一行养活了他，让他有钱，有保障，有面子，有名声，而是因为他是的的确确热爱摇滚乐， 热爱这个国家和人民，热爱得像对待自己的生命，因此不管状况有多么恶劣，他都没有原地踏步。他的心已经足够成熟，成熟到不改信念，创作已经成了证明自己 “存在”的理由，就像真正的作家如果停止写作就会感觉血液里没有了氧，一切都没劲透了。他对摇滚乐的信念，来自于音乐与灵魂的零距离沟通是可行的，重塑人 的心灵甚至比制度变革还要来得迫切，来得有效。汪峰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一大堆问题，媒体隔三差五就会找他的茬，但如果你相信媒体中的那个他，而不信摇滚乐中 的这个他，那你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他如同我们所有人一样，并不完美，就像他自己也意识到，一个人若真要达到摇滚人必须具备的各种品质，实在是太难 了，他根本办不到，但他起码做了摇滚人应该去做、正在做而且已经做了不少的事。

汪峰，将成为至少一代人的群体历史记忆，将在时代的浪潮中无数次闪耀光芒。虽然他曾经是绝望的无力者，但他一步步做到了自救，也正在一步步救人。汪峰，牛逼！
（本文原载2012年7月6日《公民议报》。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