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一些主张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公司认为，它们的产品将避免虫害，避免干旱，这不是事实吗？
汉斯·赫伦：虽然我们不禁止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但我们对于生物科技，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否定态度。
事实是，直到目前，转基因技术并没有满足我们任何的需求，例如虫害控制，我们已经发现了其他更为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方式，根本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解决问题；又例如转基因作物的抗旱作用，我们认为，解决作物的抗旱问题首先应该从土壤吸收水分着手，而土壤的健康问题只能通过有机的农业耕作手段解决。
转基因作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候，还只能恶化问题。
南方周末：欧盟不久前批准了转基因土豆的种植，这是否意味着欧盟对转基因农作物立场的转变？
汉斯·赫伦：在欧盟内部，产业和公司对于政府的压力一直很大，这一政策的出台肯定不是出自农民的意愿，而是基于这些公司对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游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一个腐败的农业体系。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因为总是需要大规模的农场种植，只会进一步恶化这个已经腐败的农业体系。
　　转基因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目前仍然无法知道，但至少它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目前是得到了一些科学论证。所有的生物科技和种子公司都在宣传它的好处，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年前，同样的一批公司在宣传和推广杀虫剂时候的场景。那时，他们也声称杀虫剂和农药是健康的、无害的。
可是20年后，我们发现很多长期的负面影响已经无可逆转。我想对所有推广转基因的国家和政府说：我们不需要赶时间，赶在论证结束之前就匆忙种植转基因作物，而为此可能意味着承担更严重的长期影响。　

　　南方周末：从2007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探讨传统农业的转型。您曾经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解决了重大的粮食危机，对于中国的农业转型，您有什么建议？
汉斯·赫伦：从工业生产方式到一个可持续、生态农业的转型过程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在于消费者，要使其充分认识到食品在不同种植方式下带来的安全问题，例如一些食品标签的使用或者税收的激励和惩罚措施。消费者能够最终决定种植者种什么和以什么方式来种植。
当前各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模式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世界需要从一个严重依赖农药和化肥等化学品、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农业模式转化成对环境更友好，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生计的生态农业模式。
　　因此，中国政府肯定需要支持生态农业的研发和创新。尤其在过渡期，农民更需要政府的帮助或者资金支持，他们应该成为直接补贴或奖励的对象，而不是公司或者其他。经济学家需要设计出相应的制度，在转型期内，帮助农民安全过度到生态农业。我相信，不像美国，中国一旦下定了决心，运转的效率一定很高。

　　转基因种子优势之疑
方立锋并不认同农业部在给本刊记者回复中阐述的转基因种子优势。他说，即使以转基因棉花为例，它也使棉农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会出现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次生害虫频发，农药用量加大。一方面，棉铃虫的抗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江苏沿海地区农研所的调研发现，次生害虫日益严重，并成为棉花的主要虫害。次生害虫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持续大量的农药投入，并且使用的农药将越来越多。
二是其他病害易发，无法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江苏省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实际案例表明，转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黄萎病和枯萎病，造成的减产严重。扬州大学的科研小组研究得出，转基因棉花不能更好地应对高温条件。
据2006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所发布消息：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历时7年的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这一项目，是世界第一个对转基因棉花种植状况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课题。科学家调查的Bt转基因棉花是第一种投入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它因在棉花基因组中插入苏云金杆菌(Bt)基因而得名，能分泌毒素杀死棉田最主要的害虫棉铃虫。早先的一些小规模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提高棉田单产、降低杀虫剂用量，有较好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因此已陆续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多个产棉国推广。
　　 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的长期研究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研究人员经过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
但情况从第四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七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三方面的不确定性
对于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全球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存在激烈分歧、各国政府对其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转基因水稻真的像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所声称的那样，“不存在任何风险，可放心食用”，“转基因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唯一可选途径”吗？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两个“硬伤”。
蒋高明说，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每年我国要消费1。7亿吨大米，对其安全性问题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就连积极推广转基因的美国也没有将主食批准转基因安全证书，中国科学家凭什么能拍着胸脯说“转基因不存在任何风险”呢？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是该技术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是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进入食物链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他指出，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在理论上讲是零概率事件，否则，生物进化史上早就有了这种基因交流的事件发生。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物种，甚至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流，但对于这样的基因转移，人类不可能不付出安全代价。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昆虫都无法下口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蒋高明说，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即使对实验动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挤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后，很多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被永久废除。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前车之鉴－阿根廷转基因的经验！
美国转基因寡头花言巧语地宣扬，转基因粮食是解决世界饥饿、推动科技进步的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我国学者徐海滨在人民网答网友问的时候宣布：“转基因产业化根本的目的是造福全人类”。
瞭望周刊则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当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人群时，科学家、专家也会有利益，会成为不同利益、主张的代言人。……每当一个技术被应用时，我们须问: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在对谁有利的同时，还可能对哪些人有害？即将在中国湖北试种的转基因水稻有外国公司的多项专利，专利的所有者可在价格等诸多方面拿捏、控制种植者，而购买了这些专利的中国公司、中国技术专家也可能在即将种植，及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中，掌握“股份”或分得红利。这些，在决策前，是否也应明确地让决策者和公众知道呢？
让我们用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来看一看号称解决粮食问题唯一途径的转基因粮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转基因农业的历史和阿根廷的“大豆革命 ”，是一个国家在“进步”的名义下全面失去粮食自给能力的典型案例。
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国家之一。粮食自给有余，人民不知道什么是营养不良。1970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仅为5%

1989年后，按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梅内姆的经济计划着力推进激进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且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工业等各个领域废除了此前精心制定的国家管制。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私有化浪潮，范围从国有电信公司到国营石油垄断企业，甚至包括国家社保基金。一时间，腐败猖獗。通过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梅内姆的亲信们成了亿万富翁。
1991年梅内姆政府成立了一个伪科学的“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发放转基因作物实验许可证，他们共为玉米、向日葵、棉花、小麦，尤其是大豆实验发放了至少569张田间实验的许可证。对于梅内姆政府或这个委员会在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上所拥有的自由裁判权，公众也毫无争议。
委员会总是秘密碰头，讨论结果也从未公之于众。它只是充当了转基因种子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这毫不奇怪，因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孟山都、先正达、陶氏益农等转基因生物巨头。
1996年，梅内姆总统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很快，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最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
1998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由1970年的5%上升到30%。
2002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上升为51%。
1998年到2003年，阿根廷的奶牛农场减少了一半。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牛奶不得不以比国内高得多的价格从乌拉圭进口。
到2004年，阿根廷所有农业用地的48%被用于种植大豆，其中90%～97%种植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毫无控制的转基因实验场。
同样是2004年，尽管阿根廷国内法律并不保护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但孟山都还是利用垄断地位强迫阿根廷农民通过阿根廷农业部管理的“技术补偿基金”支付其种子专利费
2004年，转基因大豆已经在阿根廷全国扩散开来，使用的种子都需要依靠孟山都的农达农药。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完美的束缚农民的手法了！
随着机械化的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

小结：
（1）阿根廷在引进美国转基因种子之前，粮食自给有余，根本不存在什么粮食问题
（2）美国通过种种手段诱破阿根廷引进转基因大豆之后的2004年，阿根廷所有农业用地的48%被用于种植大豆，其中90%～97%种植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显然，转基因种子的推广者，根本没有想过为阿根廷人民提供足够的粮食，而是为了自己的垄断利润。
（3）因此，引进转基因种子的直接后果就是阿根廷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贫困人口不断上升，人民营养状况不断恶化。
（4）已经陷入如此悲惨境地的阿根廷农民，仍然无法逃脱转基因寡头以知识产权名义进行的压榨。
（5）阿根廷农民失去了自己选择和存留大豆种子的权利，尽管这一权利已经延续了几千年。
（6）在阿根廷沦为转基因试验基地的过程中，一个神秘的、伪科学的“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起到了重要的不光彩的作用，该委员会的成员与转基因寡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洛克菲勒家族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批专家，存在着类似的委员会？
（7）由于大面积的贫困和营养不良，转基因寡头又诱破阿根廷人民大量进食大豆，尽管有证据表明以大豆为基础的食物不适合人类长期食用，从而把阿根廷人民当做他们进行进行生物技术试验的小白鼠。
（8）阿根廷农民已经很难取得传统大豆种子了，更不可能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初之前那种富足的状态了。
（9）造成阿根廷如此困境的责任者，已经无法追究，而这种不可逆的进程，完全是按照华尔街大佬的计划实施的。如此完美的里应外合,在中国是否有发生的可能性？
上述种种，是否很好地诠释了“转基因产业化根本的目的是造福全人类”，不知我国学者徐海滨先生会做怎样的解释？

4. 种植转基因农作物有什么风险？
答：风险大如天！所谓“产量高，成本低，效益大”，完全是骗子们的谎言。其风险主要有：①. 转基因作物的“侵略性”非常强，通过“花粉飘移”，污染生态环境，对于亿万年自然生成的传统农作物，具有灭绝性作用。一旦种植转基因作物，传统农作物要么被动转基因，要么被彻底灭绝。例如阿根廷，大豆种源几乎灭绝，全国99%都是转基因大豆，从种子到销售完全被跨国粮商所控制。②. 转基因作物“自宫性”很强，都是“绝育产品”，不能像传统农作物那样用打下的粮食作为来年的种子，每年都必须高价购买新种子。否则，从第三年开始，将大幅度减产或完全绝产。更有甚者，转基因大豆种子走私进入阿根廷，“孟山都”假装不知，等到大量播种后，他们就强迫收取“种子专利费”…… ③. 转基因作物对农药、化肥都有特殊要求，只能使用“转基因”推广者自产或指定的专用农药、化肥。“孟山都”等种子公司，则控制了500多个相关专利。一旦落入圈套，就得任凭他们层层“高价宰割”。例如阿根廷，1998—2004六年中，“草甘膦”用量增加了56倍。④. 转基因作物专用农药效能单一，只限于一种主要病虫害，严重破坏昆虫“相生相克”的生态链，导致其他次要病虫害大爆发。江苏省就曾经遭受过“小虫变成大灾”的祸害。要消灭新病虫害，必须另外高价购买他们的其他“专用农药”。⑤. 正是由于“孟山都”的层层高价宰割，种植“转基因”的印度农民背上了高额债务，面对沉重压力，无法承受，只得一死了之。最近半年内，就有600多位种植“转基因”的农民走投无路而自杀。

　　北大博士：到了向人民公开转基因大米真相的时刻了
　　作者：王月丹
　　到了向全国人民公开转基因大米真相的时刻了——呼吁两会关注转基因大米的问题
北京大学免疫学系王月丹博士
　　王月丹，男，1972年12月出生，医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兼病原与免疫学综合实验室主任。自1996年起，开始从事免疫学的研究工作。先后从事过血液肿瘤的生长因子及其信号调控、免疫细胞的功能活化及其相关信号传导、核辐射损伤与抗原提呈细胞损伤和胸腺细胞发育的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关论文发表在《Oncogene》和《InternationalImmunology》等专业杂志上。2002年8月开始，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任教，从事免疫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2003年1月至7月，在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进行SARS的抗原肽疫苗研制和SARS传播与环境因素的研究工作，首先报道了SARS感染后机体内存在针对SARS抗原肽的特异性细胞免疫应答，并通过表达重组SARS表面蛋白改良WESTERNBLOT法作为ELISA诊断SARS感染的补充，有关论文发表在《Journalof Virology》和《Clinical Immunology》等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并得到美国NIH临床研究所学者的高度评价，有关的结果在第12届国际免疫学联盟学术大会上发表并发言。
　　近两年来，在肿瘤免疫和肿瘤抗原肽疫苗的研究方法取得了进展，建立了免疫信息学、结构化学计算、细胞生物学检测与免疫反应验证的抗原肽疫苗筛选体系，先后发现了多种癌-睾丸（C-T）抗原的功能性抗原肽序列，有关结果被《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等杂志发表。目前，正在主持《SARS相关冠状病毒抗原肽疫苗的基础研究》等多项各级项目7项，同时参加《髓质性胸腺细胞功能发育及诱导其发育的细胞与分子机理》等其它3项研究计划。到目前为止，共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40余篇，其中SCI收录10余篇，同时申请专利4项，其中国际专利1项。　　

　　农业经营私有化是西南大灾的祸首
　　张宏良
　　西南旱灾，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天灾人祸，什么叫天怒人怨，什么叫天道天谴！
中国西南地区正在遭受巨大旱灾。目前受灾人口超过5千万人，其中1600多万人饮水困难，受灾农田和林地超过1亿亩，其中1400万亩农田绝收，700多万亩林地报废，已有灾民开始挖食野菜和离开家园。并且这次旱灾与以往历次旱灾不同的是，将形成四季连旱的持续性旱灾，也就是说，即使目前的旱季过去，旱灾仍然会无限期持续下去。
而西南是中国水资源富集地区，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云南境内有大小河流600多条，大小湖泊40多个，著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红河、珠江等六大水系全部流经云南，人均水量6994立方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倍。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这样一个水资源充沛的世界植物园，怎么可能会发生旱灾！
但是旱灾毕竟发生了，并且不是一般旱灾，而是特大旱灾！只是这个旱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虽然此次西南旱灾来自于私有化和转基因树两个方面，但是就灾难的直接原因和恐怖后果而言，无疑转基因树是最恐怖的魔鬼。因为私有化进程可以逆转，被损毁的水利设施可以重建，但是大自然亿万年生成的环境一旦毁坏，就再也难以恢复。所以，全世界对转基因作物极其谨慎，始终不敢大规模商业化推广，于是，国际生物资本便把目光盯在了中国身上。就在2009年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前八年，也就是早在在2002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树的国家。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第一个灭绝性灾难，便率先打在了中国人民头上。
在此我们再次（已经强调了无数次）强调，基因技术和转基因技术是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果，但是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却是把人类推向灭绝深渊的恐怖魔鬼。如同钢刀在厨妇手里是厨具，在劫犯手里是凶器一样。这本来是一个连小学生都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生物资本雇佣的那些野兽学者，却故意混淆这个简单道理，硬是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诬陷为是反对基因和转基因技术本身。这些人在名利驱使下，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帮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法西斯野兽。在他们及其主子看来，这个世界上除了资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之外，不承认任何人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毫无条件地服从资本的需要。资本需要毁林种植转基因树，就要大规模地毁灭森林；资本需要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主粮，就要采用各种手段强制人们食用。

　　这次灾难是从“林浆纸一体化”的造纸业发展战略开始的。所以，在中国特别是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毁林栽种转基因树的，并非是跨国生物公司，而是跨国造纸公司。这一点，与推广转基因粮食的孟山都、杜邦等跨国公司的经历大体相同，当初孟山都等跨国公司推广转基因种子，目的只是为了推销其生产的除草剂等农药产品，后来发现用转基因种子控制农民比除草剂等农药更加有效，于是便更换主业变成了种子公司。虽然迄今为止，那些国际造纸巨头还没有因种植转基因树而转变成为生物公司，但是大规模毁林种桉已使他们成为举世公认的森林第一杀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为“森林破坏大王”的世界头号造纸巨头——金光集团APP，该集团如同它的中国名字“金光”一样，所到之处，草木一片尽（金）光，而造成草木一片尽光的，就是被中国学者吹捧为利国利民的“林浆纸一体化”战略，这个战略目前已经被国务院林业部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所谓“林浆纸一体化”战略，就是把种树、制浆和造纸结合起来，一并纳入造纸企业的经营范围。
“林浆纸一体化”战略之所以会造成草木尽光的原因，在于它的“种树”环节，它不是开荒种树，而是毁林种树。因为造纸公司不是国家，国家可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计成本，开荒种树；造纸公司则不行，造纸公司如果开荒种树，等待它的只能是破产。资本游戏的规则就是如此，要做好人就必然倒霉，要避免倒霉就必须作恶。这就决定了造纸公司只能毁林种树，因为只有森林茂密的地方，树木才容易生长，种树才有效益。而造纸公司之所以要坚持自己种树，与其它所有领域一样，需要速生产品。现代资本最邪恶的特点，就是为了保证利润的迅速增长，正在把所有产品都变成速生产品，为此不惜牺牲人类健康。为了欺骗公众，便养了一帮“科学二奶”和“资本婊子”；“科学二奶”在背后竭力满足资本的速生欲望；“资本婊子”则叉腰在前面骂街，破口大骂那些抵制资本祸害的人。在“科学二奶”和“资本婊子”的帮助下，整个社会经济进入了速生时代，速生牛、速生猪、书生鸭等等，而造纸公司需要的则是速生树，迅速生长起来造纸卖钱的树。与中国小企业使用激素这种低层次的速生法不同，跨国公司采用的是转基因这种高层次的速生法，专门培育了一种转基因树——桉树，准确地讲应该是转基因桉。该树高大挺拔、身材粗壮，与其它树木相比较，就如同穆铁柱和武大郎相比较一样，并且生长速度奇快，最能满足造纸厂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