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爱玲《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1]》[2]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服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狂轰滥炸，生死交关，牵绊了范柳原，流苏欣喜中不无悲哀，够了，如此患难，足以做十年夫妻。[3]

由张爱玲的代表作《倾城之恋》改编的电视剧于2009年3月在央视第八套播出，原小说是张爱玲最为倾心的作品之一，一对痴男怨女纠缠不清的爱情故事，在其笔下却独有一种韵味和情致，1944年12月，张爱玲曾亲自将这部作品改编成舞台剧于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演。作为电视剧版的《倾城之恋》，这还是首部，该剧由知名编剧邹静之改编，梦继执导，当红实力派演员陈数、黄觉、王学兵等联袂主演。1983年时，导演许鞍华曾首度把《倾城之恋》搬上荧屏，虽然作品在努力地百分百还原作品，也得到了“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服装设计”两大奖项，但观众似乎不太为所动，尤其是“白流苏”一角和原著的差距，一直是“张迷”们的遗憾。2006年，《倾城之恋》的新派话剧版本登陆舞台，主演梁家辉更凭此剧获得上海戏剧界最高奖“白玉兰”奖，可以说，话剧版基本是对小说的完整再现。2007年，《倾城之恋》以电视剧的形式再次被改编、拍摄，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看点，也成就了再一次的期待。[5]

《倾城之恋》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我喜欢参差的对

张爱玲(4张)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张爱玲

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可她没有勇敢承受这种能力所获得的结果，这结果太沉重，她是很知道这分量的。于是她便觉攫住自己，束缚在一些生活的可爱的细节，拼命去吸吮它的实在之处，以免自己再滑到虚无的边缘。——王安忆

她的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或是觉得张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天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痴心人在白白地等待她的下一部小说。——叶兆言

五四以来，以数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的中国作家，除鲁迅外，只有张爱玲。——王德威她的时代感是敏锐的，敏锐得甚至觉得时代会比个人的生命更短促。——杨照我读张爱玲的作品，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交响乐，而是民谣流派，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苏童

热播电视剧《倾城之恋》原著小说张爱玲作品唯一授权正版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

道德心理分析从杜拉斯小说中体现出的主体道德心理的总体来看，可以说它代表着一种位于社会主流道德之外的另类道德，选择“另类”这个词，是想表达从文本中归纳出的这样三种意思：1．数量少。象杜拉斯这类新生的、道德上的反对派，不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他们在既定的社会规则安排之外去占卜自己的命运，不仅是行动上的，不是被迫的，而是毫不费力地抛除道德的心灵枷锁，以自主的思考自决地审视内在的欲求，采取自觉的行动。少数是否意味着弱势？考察这一类现象，答案是否。他们的社会生存，丝毫不涉及社会的平等施与、价值观保护、权利救济等，独立的思考成为他们生命力的坚固基础。数量的少并不减少他们对现实不合理道德规则的攻击力量，即使在沉默中攻击仅止于对峙，但这种泰然自若的对峙对庞大而支绌的对手造成的威胁是必然的。2．社会角色特定。特定的社会角色并不意味着隶属于同样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而是指具有特定的社会认同取向。这种角色特征是：有思考与感受的能力；在个人价值观与社会共同道德取向矛盾的时候，坚决地、不需理由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评判（如《广岛之恋》、《蓝眼睛、黑头发》、《情人》）；从个人生命欲求的角度发现现实思想规则、行为规则的冲突。深刻的角色特征成为小说突破文本局限唤起广泛反应的内在要素。3．映射特定道德环境。《情人》中叙述者“我”与其类同幻象的相互认同，及在其它作品中的不断认同，构造出社会背景中的道德张力：“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人划分开。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富有的本能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所爱的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求一死的心绪。”（王道乾译）异样的道德意识产生于这样的道德环境，只要这样的道德环境还在带来痛苦，文本中另类的道德便有它存在的意义。

1．重新设定道德。在《情人》、《蓝眼睛黑头发》、《广岛之恋》中，杜拉斯以非常平静的语气讲叙道德边缘地带人们的生活。矛盾仅仅是矛盾，痛苦仅仅是痛苦，没有对错，只有善对人们造成的摧残，恶却使人们回归精神安宁的历史。人们没有思考，只有记忆，没有反抗，只是自然而然地行动，因为不曾思考，所以不曾屈服。传奇式的恋情沾染着深深的悲剧色彩，却又那么纯洁动人，不带有任何理性因素，就是那样一种一旦开始就要不可遏制地进行下去的爱情，快乐而无害，爱是无辜的，却被社会不容，被道德谴责。权势、歧变、战争，它们设定一套道德凌驾在真情实感之中，有这样一些无知的人坚持自己的真情实感，它们的真诚意味着对道德的重新设定。从人的需求、人的尊严的角度来设定道德，还是从社会、从政府的角度来设定道德，这是产生冲突的症结所在，这里可以自然地引出是人具有终极的意义还是道德具有终极的意义的问题。我想，杜拉斯一定是同意前者，并且将悲剧之美赋予那些与主流道德不合的人物，以历史性的追求来展示对道德的另外一种理解。2．审视社会以及形成社会的文化。杜拉斯的小说中，社会作为与个体保持距离的背景，只是一些流淌不已的概念，从不表明自己的独特之处，外界之物都是历史地存在，象时间一样不能区分，不可阻挡。在杜拉斯的散文（如《物质生活》）中，社会背景概念才分化出了商人、政府、官员等，在小说《痛苦》中，背景是战争，是战争中所有人的群像，个人所受到的忽视、在庞然大物面前显出的脆弱无助，成为对社会权威的批判。欲望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没有受到限制，而人受到了社会的不公正对待，叙述无所不在的欲望、不置可否的爱情便成了一种内在的反抗。蛮横无理的道德使无知走向愚昧，是对理性的先在束缚，妨碍正常的思考。在小说中永远生活着的反叛者让人想到人类践踏着自己。人不可能对面具之下的自己视而不见，揭开了道德的面具，将自己放逐到社会价值之外时，还是要继续生活，永恒的欢乐来临了，反衬出社会与文化的短暂。小说中同时透射着厚颜无耻与纯洁无瑕的光耀，回避着思维中惯有的理解，却在它所贯通的深度达到了广泛的接纳。3．人的解放。杜拉斯的深刻之处，在于将人从欲望的道德中解放出来，交还给永恒的爱情。使人退却、惊惧的犯罪感被纯洁而自然地打碎，人得以回归原本属于自己的欢乐，无拘无束地继续生命的探求。真正的痛苦不是欲望，而是人类把恶赋予了欲望。杜拉斯写出了纯洁无辜的欲望，它充满了不曾被人发现的力量和美。在这样的力量和美之中，人获得自我、获得爱情。人的解放就是向善的靠近。

梅吉（Meggie）一家住在新西兰，她的父亲帕迪(Paddy)替人家剪羊毛为生，可这一年父亲失业了，正在一家人发愁的时候，他们接到梅吉的姑母、帕迪的姐姐玛丽(Mary)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信。原来，玛丽年事已高，准备让他们去继承遗产。在经过一番颠簸之后，梅吉一家踏上澳洲大陆，来到德罗海达。刚一露面，梅吉就引起了拉尔夫神父的注意，他对这个女孩十分怜爱。

《荆棘鸟》插图(9张)梅吉一家在德罗海达定居下来，他们很快适应并喜爱上了这里的新生活。他们与拉尔夫神父结下了亲密的友谊，随着梅吉年复一年地长大，她和拉尔夫的感情也逐渐加深，拉尔夫不但是可以信赖的师长，而且也成为可以倾诉的朋友，这一切都被玛丽那个富有而乖戾的老太婆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在梅吉17岁时，玛丽终死去。她在临死前交给拉尔夫神父一封信，让他发誓在她去世后但是在被埋葬前拆开，拉尔夫答应了。然而，当他拆开信封时，他惊呆了。原来，梅吉的姑母远比人们想象的富有得多，她在信中宣称，她的全部财产达1300万英镑，她本来立有遗嘱，准备将财产留给梅吉一家。但她改变了主意，她把它们献给天主教会，并声称这是由于拉尔夫神父出色工作的缘故，这笔财产将永远由拉尔夫管理支配，梅吉一家可以住在德罗海达，但工资由拉尔夫决定给予。拉尔夫看后心中十分矛盾：如果他将这不为人所知的新遗嘱投入火中，梅吉一家就可以继承全部遗产，但是他就将丧失这个巨大的机会，永远没有晋升的希望；如果他公布这个新遗嘱，他必将受到教会的重视并获得晋升，但梅吉和她一家的权利就会被剥夺。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向自己的野心投降了，他公布了遗嘱，也离开了德里海达，离开了梅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