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看,公元前260年王龁夺取上党的进展并不顺利。韩国名义上已经将上党割让给秦国,但是当时的上党守仍然在积极组织抵抗。为完成割地而被任命为上党守的冯亭在接替原上党守的职务后继续组织抵抗,而且为了解决上党孤立无援的局面,冯亭等人“十分卑劣”的定下以上党为饵换取上党回归祖国的计划,妄图用赵国的军队为韩国打通郑道(打通后凭借韩国出众的外交,上党回归的可能性大于五成)。孝成王与平原君达成一致,命大将廉颇统帅赵军进占上党。
四月,秦赵两军正是交锋。交战的原因与《史记》所言“龁因攻赵”不同,鄙人以为遭到攻击的是秦军。按照鄙人的推测,赵军进占上党是不宣而战。廉颇的意图是,由裨将茄率领的偏师先于廉颇与秦军接战,利用奇袭击破秦军一部,廉颇统领的主力趁秦军突遭打击士气慌乱之际,一举将秦军逐出上党。但是裨将茄率领奇袭部队一头撞上秦军的斥候,裨将茄没能迅速消灭这股斥兵,导致整支奇袭部队被附近的秦军击溃,裨将茄自己也在这次失败的奇袭中战死。王龁在得知赵军介入后迅速做出反应,一面应对廉颇的进攻,一面向咸阳告急。于此同时,赵国向韩国传达的信息也被韩王转交到秦王的手里。昭襄王先后接到上党降赵和秦军遭到赵军攻击的消息(昭襄王当时的脸色想必十分精彩)。如果说昭襄王一开始打算理智的反击,那么邯郸的使者来到咸阳时,昭襄王就是不顾一切的发飙。
关于赵国派使议和的观念,基本和蓝田张仪入楚议和的情况一样,把当时的战况搞反了。无论蓝田还是长平,开始议和时吃瘪的一方都是秦国。《史记》和《战国策》记载议和争论前的形势描写是“赵不胜”,如果抛开那种秦国占优的观念,将“不胜”理解为没有达成目的,就会发现楼昌与虞卿的见解并没有常见说法中差的那么大。孝成王在廉颇奇袭失利与秦军对峙后问的问题是“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卷甲而趍之,何如?”,从这句话能看出当时赵军在上党的尴尬境地。赵军进占上党并没有通知秦国,结果在抢得先机的情况下奇袭失败,弄得廉颇只能去硬啃王龁的营盘。强攻呢,廉颇的军队少了点,把秦军赶出上党不太现实。不攻呢,赵军又占有非常大的优势,不上不下的局面和“鸡肋”无异。在变“鸡肋”代替“大餐”上桌后,楼昌主张趁着形势对我有利,尽早和秦国达成和议(得多少不是得,那么贪心何必呢)。虞卿毫不留情得到把楼昌的顾忌给挑明了“言媾者,以为不媾者军必破,而制媾者在秦”还顺道反问孝成王一句“且王之论秦也,欲破王之军乎?其不邪?”孝成王老老实实的作答,于是虞卿飘飘洒洒的扔出一计“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入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从也,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整体上看,虞卿借楚魏之势佐和比楼昌高明。但是,借势终究是虚张声势。就像秦国利用白起威名的前提是活生生的白起为秦国效力一样。如果虞卿失策,楚魏不欲得赵王的重宝,那么不仅赵军有在上党战败的危险,赵国也会因为外交上的孤立在士气上遭到打击。反之,如果秦国不接受赵国的“善意”,愤怒的赵人更利于作战,等赵国的心气被斗气来再进行合纵也不迟。一句话,孝成王没打算议和(颠覆了……不过仔细想想,争上党时是赵国早于秦国进行总动员,如果孝成王仅仅是为了议和就把赵国青壮清空,似乎有点白丶痴)。
孝成王的决定并没有问题,问题是和平阳君敲定的议和人选出了岔子。郑朱,这个在阏与之战中相当出彩的人物居然以赵使的身份出现在秦国。如果回看阏与之战的经过,就会明白昭襄王发飙的原因了。
阏与之战:赵易地,赵国违约,郑朱告秦,易地不成,魏冄没有办法挽回局面,声望遭到极大的打击
长平之战:韩割地,赵国介入,郑朱入秦议和,韩国应允的割地缩水大半……
无论从哪方面看,用郑朱议和都有挑衅秦王的嫌疑。此时的昭襄王集大权于一身,无论从哪个方面想都想不出让昭襄王忍受找不回场子的阏与之战在自己身上再演一遍(尤其是以一样的形式再演一便)的理由。从郑朱入秦开始,秦赵两国同时在背地里搞小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