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对最高神的称呼的确是”帝“，周人对最高神的称呼也的确多用”天“，但问题的关键是：”帝“和”天“，到底是两种不同信仰体系里的最高神，还是同一个最高神的不同称呼？

探讨这个问题的最佳依据就是诗经里的《周颂》和《商颂》，因为它们是商人和周人祭祖时候的颂歌，祭祖是一件神圣的事情，那时候吟唱的颂歌是不会作假的，是真实可信的

我们统计一下看看商人对最高神的称呼：
自天降康——《烈祖》；
天命玄鸟——《玄鸟》；
古帝命武汤——《玄鸟》；
帝立子生商——《长发》；
帝命不违——《长发》；
上帝是祗——《长发》；
帝命式与九围——《长发》；
何天之休——《长发》；
何天之龙——《长发》；
允也天子——《长发》；
天命多辟——《殷武》；
天命降监——《殷武》；

下面再看看周人对最高神的称呼：
天作高山——《天作》；
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
维天其佑之——《我将》；
畏天之威——《我将》；
昊天其子之——《时迈》；
上帝是皇——《执竞》；
克配彼天——《思文》；
帝命率育——《思文》；
明昭上帝——《臣工》；
天子穆穆——《雍》；
燕及皇天——《雍》；
天维显恩——《敬之》；
天命匪解——《桓》；
於昭于天——《桓》；

我认为商人的信仰和周人的信仰没有根本区别，不仅如此，在文化上、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上，商人和周人都没有根本性的区别，特别是在西周初期，除了统治系统被重新安排外，其他的方面，包括信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统治的几百年里，总会有许多改变，这些改变不在我的焦点内，我的聚焦点在武王克商的那一段时期，
信仰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一向的观点是——春秋战国与西周的差异，大于西周与商的差异，可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是——因为我们对西周的了解很少，所以常常会把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信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误以为在西周初期就已经产生了，非也！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差异极大，一方面是生产力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央王权分封体系的瓦解；
简单总结一句：春秋战国对于西周，是一场“革命”，西周对于商，不是“革命”

很不幸，我正在看的一本书《龟之谜》与我的观点是相反的，作者认为周人的“一日观”与商人的“十日观”有差异，对此我严重存疑，不过这本书不是这里的讨论重点，我只是简单提一下我的对立面而已

探讨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出发，一个是甲骨文，一个是青铜礼器；
1，周原也出土的不少甲骨文，时间跨度正好是从商的晚期到周的早期，可以看看这个期间的周原甲骨文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2，青铜礼器是祭祀用品，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可以比较商末和周初的青铜礼器，比较他们的纹饰，就可以看出两者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一点补充：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是周同宗的姬姓国，《鲁颂》的《閟宫》中讲到了周人的起源和鲁国的历史，从姜媛、后稷、讲到武王伐商，一直讲到鲁国的分封和鲁国自己的几件大事，其中就大量地用到了“上帝”这个称呼，例如：“上帝是依，无灾无害”（上帝保佑周人没有灾难），“上帝临汝，敦商之旅”（上帝照顾你们，打败了商人的军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对上帝和后稷的赞颂）——这是对周人信仰的补充

明确一点说吧，我要讨论的重点是：商人和周人的宗教信仰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还是彻底否定的革命性关系？

查找上面的那些西周铭文，很废了我一些时间，我发现一个现象，在西周贵族的青铜器铭文里，从来不敢乱用“受天命”“上帝降”“上帝保”这一类是词语，史墙盘里的“上帝降”和“上帝---保授---”是用在周王身上的，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就乱套了，大量的诸侯国都开始使用“受天命”这类的话，“天命”的贬值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