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
一、关于篇目的总体设置
第一个问题是志稿里面出现的“篇”,我觉得没有实际意义,是个空设栏目,给志稿记述增加了不必要的层次,,如第三篇“经济篇”里面设了九大章,,篇幅在总体内容所占的位置严重失衡,此篇过于庞杂,表面上似乎突出了经济,但细看都是一般的日常工作,看不出主编要着意突出的地方特色,能在经济部类反映地方特色的如“水利”、“水产”等反而篇幅过小,究竟要突出什么?怎样去实现重点部位的记述?用怎样的篇目设置与其重点内容的记述相互适应?主编心里无数,更谈不上在志书美学层面上的宏观思考。再说由于“篇”的设置使得章节的位置互相雷同,不能有效区分事物领域与叙述单位之间的关系,如第四篇政治军事里面涉及的“人大、政府、政协”，由于篇的挤压而不得不成为里面的一小节，用一小节去记述“人大、政府、政协”,我认为无论如何是难以科学和准确地反映这三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如果舍去“篇”的空设栏目,不但不影响原内容的记载,反而为突出某项事物的记述提供了上升和下调的板块结构,因而更具有弹性。
第二个问题是第六篇“社会”,什么是社会?社会这个概念如何理解?理解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此篇的设置是否具有合理性。我认为,所谓“社会”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从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是按照它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而发展变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社会”包容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一切方面。此志稿“社会篇”的设置带有明显的人为的割裂痕迹和理解方式上的严重偏差。这里的“社会篇”仅仅包括了精神文明建设等一部分内容,而将其他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绝大部分内容排斥在“社会”之外,这显然是错误的。什么叫“社会”?此处“社会”概念的创立与原“社会”概念,也就是汉语词典中的“社会”概念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上一届修志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引起省内外方志学界热烈讨论,最后还是形成了一致意见,放弃设“社会篇”。应该说此志稿设“社会篇”不是没有一点想法的,编者的想法显然是将标题中出现的“社会”的东西,只要有社会两个字都放到“社会篇”里,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政部门的社会救济还有社会保障等,这样的想法完全陷入了误区,显得十分幼稚和浅薄,在整体布局以及记述结构上也显得叠床架屋和失魂落魄。既然志稿里设置“社会篇”是不科学的,经不起推敲的,我建议拿掉,拿掉后,其篇下所记内容可以合理归属到相应的位置。
二、关于突出地方特色
梁起超认为；方志可贵之处在于保存下一批弥足珍贵的地方史料。梁起超一语中的,道出了方志编纂的一个共同原则,这就是方志贵有地方特点。而此志稿恰恰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首先从篇目设置上看,没有任何能引起读者注意的或者编者刻意追求的章节,处于一种均衡设置状态,重点事物与一般事物的记述容量也都差不多平衡。我认为志书突出地方特色,首先主编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对什么是枞阳的特色在谋篇布局时就要充分考虑,从而突出相应的篇目设置,如枞阳县的“农水、教育、旅游和灿烂的历史文化”,我认为应该算是枞阳县的基本特色，而志稿涉及的这些重点和带有特色的内容时常常是避重就轻,所记大部分是一般的工作过程、例行公事和原始记录，放之四海而皆准,别的县什么样,枞阳县也什么样,仅仅数字有所区别而已,殊不知,枞阳县的特色部分在别的县就不一定是特色,所以别的县就没有必要浓墨重彩去写,我们不能一边怀里抱着一本别的县志稿,一边在写枞阳县志稿,那样不叫修志,叫填空,其结果是本地特色丧失怠尽,一本志稿成了仿制品,成了通典。我是说工作过程不是不可以记,而是要精心去发现它的特色部分,如枞阳县的教育源源流长,桐城东南乡一带早就有“穷不丢书”之说,当时的白鹤峰书院、丰乐书院和各种各样的私塾都普遍带有历史的印记和地方特色；新中国建立后,县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高考升学率一直雄居全市八县之首,这些成就我认为不可能在通典模式下获得,必然有它自身独特的决策、管理、办学方式的多样化和各种各样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激励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指导搜集资料和实际编写过程中去设想去发现去捕捉,尽可能压缩那些通典的部分,扩张特色的部分……
三、关于人物和乡镇篇
枞阳县有着别的县无法与之比拟的灿烂的历史文化,而支撑历史文化的核心是人物,如何去记好这些人物,如何让历史人物显现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纂修枞阳县志稿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主编素质与涵养的重要标准。现在这本志稿在人物记述方面表现出的是知识的缺乏和极端随意性,如“人物传”,仅仅记了桐城文派“方、刘、姚、吴”,编者不知道这样记桐城文派是不完整的,稍微有点地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方苞之前还有两个对“桐城文派”的起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那就是方以智和钱澄之。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罕与伦比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他的著作《文章薪火》和钱澄之的《田间文集》中所提出的文学理论与前代文坛诸公迥然有别,实际上是桐城文派的滥觞；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说：方望溪少时承“文章薪火”和“钱澄之绪论”,后遂蔚为儒宗,由此可见,方以智和钱澄之是桐城文派不可分割的部分。志稿记桐城文派历史人物时不记方以智和钱田间,就象一棵树被毫无植树经验的人从泥土中拔出,弄得满头大汗,然后悬挂在空中一样可笑。此外枞阳县灿烂的历史文化不完全等同于桐城文派，还有诸多科学领域中的历史人物也都非同凡响,如明末水利学家左光斗,他写了著名的《足饷无过屯田 屯田无过水利疏》，并躬亲力行,使整个华北地区水利大兴；再如清初数学家方中通、晚清爱国地理学家姚莹、教育家房秩五、医学家房师亮等待。枞阳县之所以与其他县不同,关键就是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构成的文化系统的有力支撑,同时记好这些历史人物也是完成志书要突出地方特色整体构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我们编修地方志,在收录人物时应该有个尽可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标准，千万不可以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
一、关于篇目的总体设置
第一个问题是志稿里面出现的“篇”,我觉得没有实际意义,是个空设栏目,给志稿记述增加了不必要的层次,,如第三篇“经济篇”里面设了九大章,,篇幅在总体内容所占的位置严重失衡,此篇过于庞杂,表面上似乎突出了经济,但细看都是一般的日常工作,看不出主编要着意突出的地方特色,能在经济部类反映地方特色的如“水利”、“水产”等反而篇幅过小,究竟要突出什么?怎样去实现重点部位的记述?用怎样的篇目设置与其重点内容的记述相互适应?主编心里无数,更谈不上在志书美学层面上的宏观思考。再说由于“篇”的设置使得章节的位置互相雷同,不能有效区分事物领域与叙述单位之间的关系,如第四篇政治军事里面涉及的“人大、政府、政协”，由于篇的挤压而不得不成为里面的一小节，用一小节去记述“人大、政府、政协”,我认为无论如何是难以科学和准确地反映这三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如果舍去“篇”的空设栏目,不但不影响原内容的记载,反而为突出某项事物的记述提供了上升和下调的板块结构,因而更具有弹性。
第二个问题是第六篇“社会”,什么是社会?社会这个概念如何理解?理解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此篇的设置是否具有合理性。我认为,所谓“社会”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从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是按照它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而发展变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社会”包容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一切方面。此志稿“社会篇”的设置带有明显的人为的割裂痕迹和理解方式上的严重偏差。这里的“社会篇”仅仅包括了精神文明建设等一部分内容,而将其他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绝大部分内容排斥在“社会”之外,这显然是错误的。什么叫“社会”?此处“社会”概念的创立与原“社会”概念,也就是汉语词典中的“社会”概念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上一届修志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引起省内外方志学界热烈讨论,最后还是形成了一致意见,放弃设“社会篇”。应该说此志稿设“社会篇”不是没有一点想法的,编者的想法显然是将标题中出现的“社会”的东西,只要有社会两个字都放到“社会篇”里,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政部门的社会救济还有社会保障等,这样的想法完全陷入了误区,显得十分幼稚和浅薄,在整体布局以及记述结构上也显得叠床架屋和失魂落魄。既然志稿里设置“社会篇”是不科学的,经不起推敲的,我建议拿掉,拿掉后,其篇下所记内容可以合理归属到相应的位置。
二、关于突出地方特色
梁起超认为；方志可贵之处在于保存下一批弥足珍贵的地方史料。梁起超一语中的,道出了方志编纂的一个共同原则,这就是方志贵有地方特点。而此志稿恰恰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首先从篇目设置上看,没有任何能引起读者注意的或者编者刻意追求的章节,处于一种均衡设置状态,重点事物与一般事物的记述容量也都差不多平衡。我认为志书突出地方特色,首先主编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对什么是枞阳的特色在谋篇布局时就要充分考虑,从而突出相应的篇目设置,如枞阳县的“农水、教育、旅游和灿烂的历史文化”,我认为应该算是枞阳县的基本特色，而志稿涉及的这些重点和带有特色的内容时常常是避重就轻,所记大部分是一般的工作过程、例行公事和原始记录，放之四海而皆准,别的县什么样,枞阳县也什么样,仅仅数字有所区别而已,殊不知,枞阳县的特色部分在别的县就不一定是特色,所以别的县就没有必要浓墨重彩去写,我们不能一边怀里抱着一本别的县志稿,一边在写枞阳县志稿,那样不叫修志,叫填空,其结果是本地特色丧失怠尽,一本志稿成了仿制品,成了通典。我是说工作过程不是不可以记,而是要精心去发现它的特色部分,如枞阳县的教育源源流长,桐城东南乡一带早就有“穷不丢书”之说,当时的白鹤峰书院、丰乐书院和各种各样的私塾都普遍带有历史的印记和地方特色；新中国建立后,县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高考升学率一直雄居全市八县之首,这些成就我认为不可能在通典模式下获得,必然有它自身独特的决策、管理、办学方式的多样化和各种各样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激励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指导搜集资料和实际编写过程中去设想去发现去捕捉,尽可能压缩那些通典的部分,扩张特色的部分……
三、关于人物和乡镇篇
枞阳县有着别的县无法与之比拟的灿烂的历史文化,而支撑历史文化的核心是人物,如何去记好这些人物,如何让历史人物显现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纂修枞阳县志稿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主编素质与涵养的重要标准。现在这本志稿在人物记述方面表现出的是知识的缺乏和极端随意性,如“人物传”,仅仅记了桐城文派“方、刘、姚、吴”,编者不知道这样记桐城文派是不完整的,稍微有点地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方苞之前还有两个对“桐城文派”的起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那就是方以智和钱澄之。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罕与伦比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他的著作《文章薪火》和钱澄之的《田间文集》中所提出的文学理论与前代文坛诸公迥然有别,实际上是桐城文派的滥觞；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说：方望溪少时承“文章薪火”和“钱澄之绪论”,后遂蔚为儒宗,由此可见,方以智和钱澄之是桐城文派不可分割的部分。志稿记桐城文派历史人物时不记方以智和钱田间,就象一棵树被毫无植树经验的人从泥土中拔出,弄得满头大汗,然后悬挂在空中一样可笑。此外枞阳县灿烂的历史文化不完全等同于桐城文派，还有诸多科学领域中的历史人物也都非同凡响,如明末水利学家左光斗,他写了著名的《足饷无过屯田 屯田无过水利疏》，并躬亲力行,使整个华北地区水利大兴；再如清初数学家方中通、晚清爱国地理学家姚莹、教育家房秩五、医学家房师亮等待。枞阳县之所以与其他县不同,关键就是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构成的文化系统的有力支撑,同时记好这些历史人物也是完成志书要突出地方特色整体构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我们编修地方志,在收录人物时应该有个尽可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标准，千万不可以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
